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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８日通过）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９日第４９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同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予以保留，不受该款约束。



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


本公约缔约国，
深为关切蓄意攻击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而造成伤亡的数目日益增加，
认为无论何人攻击或以其他方法虐待以联合国名义行事的人员都是无理和不可容忍的行为，
认识到联合国行动是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目标与宗旨进行的，
认识到联合国人员及有关人员对联合国在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缔造和平、人道主义和其他行动领域的努力作出重要贡献，
意识到为确保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已有的现行安排，包括联合国主要机关在这方面所采取的步骤，
然而承认现行保护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措施尚不充分，
认识到如果在东道国的同意和合作下进行联合国行动，则其有效性和安全会得到加强，
呼吁境内部署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所有国家和这类人员所依赖的所有其他国家提供全面支持，以期协助进行联合国行动并完成其任务，
深信亟需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防止对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攻击行为，并惩罚犯下此种攻击行为者，
兹协议如下：
　　第一条　定 义
为本公约的目的：
(一)“联合国人员”指：
1.由联合国秘书长聘用或部署担任联合国行动的军事、警察或文职部门的成员的人；
2.由联合国或其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派遣、在进行联合国行动的地区具有正式身份的其他官员和专家；
(二)“有关人员”指进行活动以协助完成联合国行动的任务的下列人员：
1.由一国政府或政府间组织根据联合国主管机关的协议派遣的人；
2.由联合国秘书长或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聘用的人；
3.由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或机构根据同联合国秘书长或专门机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协议所部署的人；
(三)“联合国行动”指联合国主管机关根据《联合国宪章》设立并在联合国的权力和控制之下进行的行动，但须：
1.该行动是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或
2.为本公约目的、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宣布参加行动人员的安全面临特殊危险；
(四)“东道国”指联合国行动进行地区的国家；
(五)“过境国”指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或其装备为执行联合国行动而过境或暂时停留的非东道国的国家。
　　第 二 条　适用范围
一、本公约适用于第一条所确定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及联合国行动。
二、本公约不适用于经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作为执行行动、有任何参与人员作为与有组织的武装部队作战的战斗人员、并适用国际武装冲突法的联合国行动。
　　第 三 条　识别标志
一、联合国行动的军事部门和警察部门及其车辆、船舶和航空器应有明显的识别标志。除非联合国秘书长另有决定，联合国行动所涉的其他人员、车辆、船舶和航空器应有适当的识别标志。
二、所有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应携带适当的身份证件。
第四条关于行动地位的协定
东道国与联合国应尽快缔结一项关于联合国行动和所有参与行动人员的地位协定，其中应特别包括行动的军事部门和警察部门的特权和豁免的规定。
　　第五条　过 境
过境国应协助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及其装备往返东道国时无阻碍地过境。
　　第六条　尊重法律和规章
一、在不妨碍其可能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或其职务规定的情况下，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应：
(一)尊重东道国和过境国的法律和规章；
(二)避免从事与其职务的公正性和国际性不相容的任何行动或活动。
二、联合国秘书长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遵守这些义务。
　　第七条　确保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和保障的义务
一、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其装备和驻地不得成为攻击目标或阻止他们履行其任务的任何行动的目标。
二、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和保障。缔约国尤其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在其境内部署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使其免受第九条所列罪行的危害。
三、在执行本公约中，缔约国应同联合国，并酌情同其他缔约国进行合作。当东道国本身无法采取所需措施时，尤其应当如此。
　　第八条　释放或交还被捕或被扣的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义务
除非在可适用的部队地位协定中另有规定，如果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在履行职务时被捕或被扣，而其身份已被证实，不应对其进行讯问，而应立即将其释放或交还给联合国或其他有关当局。在释放前，应遵照普遍公认的人权标准和1949年各项《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精神对待这些人员。
　　第 九 条　危害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罪行
一、各缔约国应将蓄意犯下的下列行为定为其国内法上的犯罪行为：
(一)对任何联合国人员或有关人员进行谋杀、绑架或其他侵害其人身或自由的行为；
(二)对任何联合国人员或有关人员的公用驻地、私人寓所或交通工具进行暴力攻击因而可能危及其人身或自由的行为；
(三)威胁进行任何这类攻击，其目的是强迫某自然人或法人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
(四)企图进行任何这类攻击；
(五)构成同谋参与任何这类攻击、或企图进行这类攻击、或策划或指挥他人进行这类攻击的行为。
二、各缔约国应按照第一款所列举的罪行的严重性，对各罪行处以适当的惩罚。
　　第 十 条　管辖权的确定
一、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以在下列情况下，确定其对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的管辖权：
(一)所犯罪行发生在本国境内或在本国登记的船舶或航空器上；
(二)嫌疑犯是本国国民。
二、一缔约国也可以确定其对任何此种罪行的管辖权，如果犯罪行为：
(一)是惯常居住该国境内的无国籍人所为；或
(二)是针对该国的国民；或
(三)企图迫使该国从事或不从事某种行为。
三、已确定第二款所述管辖权的任何缔约国，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如该缔约国后来撤消该管辖权，也应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四、当嫌疑犯在缔约国境内，而该国不按照第十五条的规定将该犯引渡给任何其他根据第一款或第二款确定管辖权的缔约国时，该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确定其对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的管辖权。
五、本公约并不排除依照国内法行使的任何刑事管辖权。
　　第十一条　防止危害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罪行
缔约国应合作以防止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尤其应：
(一)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以防止在其各自境内策划在其境内或境外犯下此种罪行；
(二)按照国内法的规定交换情报，酌情协调采取行政的或其他方面的措施，以防止发生此种罪行。
　　第十二条　递送情报
一、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发生地的缔约国，如有理由相信嫌疑犯已逃离其国境，应按照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将所有关于犯罪的事实以及所获得的有关嫌疑犯身份的情报送交联合国秘书长，并直接或通过秘书长送交有关国家。
二、一旦发生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时，持有关于受害人和犯罪情况的情报的缔约国应设法按照其本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充分和及时地将这些情报递送秘书长和有关国家。
　　第十三条　确保进行起诉或引渡的措施
一、如情况需要时，嫌疑犯所在地的缔约国应根据本国法律采取适当措施，确保该犯留在其境内，以便对其进行起诉或引渡。
二、根据第一款采取的措施应按照本国法立即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并直接或通过秘书长通知：
(一)犯罪地国家；
(二)嫌疑犯的国籍国，如为无国籍人士，则其惯常居住国；
(三)受害人的国籍国；
(四)其他有关国家。
　　第十四条　对嫌疑犯的起诉
嫌疑犯所在地的缔约国如不将该犯引渡，应毫无例外地立即将案件提交本国主管当局，以便按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起诉讼。这些当局应按本国法律以处理情节严重的普通犯罪案件的方式作出判决。
　　第十五条　嫌疑犯的引渡
一、如果各缔约国之间的任何现行引渡条约未将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列为可引渡的罪行，应将这些罪行视为包括在这些条约中的可引渡的罪行。各缔约国承诺在将来彼此间所签订的每一项引渡条约中都将这些罪行列为可引渡的罪行。
二、以订有引渡条约作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如接到未与其订有引渡条约的另一缔约国的引渡请求，可以自行决定视本公约为对这些罪行进行引渡的法律根据。引渡应依照被请求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办理。
三、不以订有引渡条约作为引渡条件的缔约国应承认这些罪行是彼此之间可引渡的罪行，但应依照被请求国法律规定的条件办理。
四、为了各缔约国彼此之间进行引渡，其中每一项罪行应视为不但发生于实际犯罪地点，而且发生于已根据第十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确定管辖权的缔约国境内。
　　第十六条　在刑事方面的相互协助
一、为对第九条所列举的罪行提起刑事诉讼，各缔约国应互相提供最大程度的协助，包括协助获得其所持有而为诉讼所必需的证据。被请求国的法律应适用于所有情况。
二、第一款的规定不影响任何其他条约所规定关于相互协助的义务。
第十七条　公平待遇
一、任何人因第九条所列举的任何罪行而受到调查或被提起诉讼时，应在调查或诉讼的各个阶段中保障其受到公平待遇，受到公平审判，各项权利受到充分保护。
二、任何嫌疑犯均有权：
(一)立即与其国籍国或有权保护其权利的国家或如该嫌疑犯为无国籍人士则经其请求愿意保护其权利的国家的距离最近的适当代表取得联系；
(二)由该国或其他国家的代表前往探视。
　　第十八条　诉讼结果的通知
嫌疑犯起诉地的缔约国应将诉讼的最后结果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应将该情报转达其他缔约国。
　　第十九条　传 播
各缔约国承诺尽可能广泛传播本公约，特别是将本公约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有关规定的学习纳入其军事教学课程之中。
　　第二十条　保留条款
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不得影响：
(一)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文书所载普遍公认的人权标准对于保护联合国行动以及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的适用性，或这些人员尊重有关法律和标准的责任；
(二)各国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关于同意人员进入本国国境的权利和义务；
(三)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按照联合国行动的权限执行任务的义务；
(四)自愿派遣人员参加联合国行动的国家将其人员撤出该项行动的权利；
(五)各国自愿派遣参加联合国行动的人员因维持和平工作而死亡、残废、受伤或生病时应领取适当赔偿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自卫权利
本公约中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减损实行自卫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解决争端
一、两个或多个缔约国之间关于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如不能通过谈判解决，经其中一方的要求，应提交仲裁。如当事各方在提出仲裁要求之日起6个月内无法就仲裁安排取得协议时，其中任何一方可以依照《国际法院规约》提出请求书，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二、各缔约国在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时，可声明该国不受第一款全部或部分约束。其他缔约国对于作出这项保留的任何缔约国，也不受第一款或其中有关部分的约束。
三、依照第二款的规定作出保留的任何缔约国可随时通知联合国秘书长撤回该项保留。
　　第二十三条　审查会议
应一个或多个缔约国的要求，而且如果经过多数缔约国核准，联合国秘书长应召开缔约国会议，审查本公约的执行情况以及其适用方面遇到的任何问题。
　　第二十四条　签 字
本公约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向各国开放签字，至1995年12月31日止。
第二十五条　批准、接受或核准
本公约须经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书、接受书或核准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第二十六条　加 入
本公约应开放给任何国家加入。加入书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
　　第二十七条　生 效
一、本公约应自22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后30天生效。
二、对于交存第22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公约的各缔约国，公约应于该国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后第30天生效。
　　第二十八条　退 出
一、缔约国可以书面通知联合国秘书长退出本公约。
二、退出应在联合国秘书长收到通知之日后1年生效。
　　第二十九条　正式文本
　 本公约的原本应交存于联合国秘书长，公约的阿拉伯文本、中文本、英文本、法文本、俄文本和西班牙文本具有同等效力。秘书长应将经核证的公约副本送交所有国家。


赵 圣 寅
摘要:改革到了今天，根本不是什么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念，而恰恰是僵化的上层建筑严重束缚扭曲了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正常发展的可能性。
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
主题词:法制 民主政治 社
以1978年思想解放运动为发端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伴随着1993年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宪法修正和中共十四大、十六大的召开，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了全面攻坚和综合突破阶段，民族的发展又面临一新的关键时刻。
以欧美核心高科技、工业社会为主导的现代世界，带动边陲地区国家形成奔向未来的大趋势。国际性经济大循环、世界贸易全球多元化、统一市场机制、南北分工合作及美国导弹防御系统、代码融合、纳米等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构成了蔚为壮观的全球新型文化社会和战略格局。
可见，世界各国的竞争都是围绕国际性市场展开的。在世界连为一体的时代，没有市场竞争力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事实上，一个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是由其参与程度决定的，而世界意识则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条件。事情明摆着，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将面临着中华民族被现代文明置后的最大风险。而如何提升加速社会的成熟转型,促进生产力高强劲的发展环境,最终取决于科学运行即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体制,更准确地说,取决于政治文明化程度,而现代法制作为政治文明化的基本载体,也必然要求以法制的稳定性来保障社会转型的有序性。
从不同角度看，如果说——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权力缺乏制衡！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中国最大的问题......！
那么，这个“最大”的共性根源就是传统僵化的——政治体制。从社会发展史看,政治体制是社会历次变革的阴阳表,是社会转型最基本的标志。与其说社会转型，不如说是政治体制的改革。
改革开放二十八年来，我们能改的基本都改了，剩下的只有对旧体制的彻底改革。要改的就是经济上的计划管理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具体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改的是如何还权，遵循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使不必要的行政权力退出经济领域，使每个经济主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政治体制改革要改的是如何分权，以加大立法、执法、监督、决策系统的民主含量。总之，不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改革的共性动因都是由“集权”向“分权”的改革。
改革到了今天，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恰恰相反，而是僵化的上层建筑严重束缚了现代中国的经济及其他一切社会职能正常发展的可能。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从简单的农业经济系统过渡到复杂的城市经济系统之后，经济体制改革越出了单纯的经济范围，广泛的触及到现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引发了诸多潜在的社会矛盾碰闯，我们也更加深刻地感触到我国社会种种弊端的根深蒂固和严重危害。要清除改革路上的各种障碍，自然就提出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改革的任务能否成功，不仅取决于如何按照经济规律变革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且最终取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程度，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改革决不是单一孤立的社会文化形态和单纯的运动过程。因此，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言，经济体制的改革最终将触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而目前改革中的现状是：
尽管十四大确立了市场经济及经济流动松动了，而僵化、集权的行政体制却没有相应的改革！
原有的单纯行政性社会经济秩序失败了，而新的以宪法为核心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立法体系和司法、监督、调控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明明中国的经济是典型的“扩张型”经济，即几乎完全受到中国政治体制的束缚，却偏偏只谈改革“经济体制”！
明明国家行政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在控制支配的意义上覆盖了中国经济、文化的职能领域，即政治一直是中国社会一切职能的中心，却偏偏无视这一事实只强调一个“经济中心”！
明明改革的价值取向是决策的分权制衡——民主多元化、依法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自由化、企业经济职能——自主化、改革理论研讨——自由化，而我们的决策者却又犹抱琵琶半遮面！
明明中国公民缺少基本的人权保障，而一些改革者却偏偏把中国人的注意力引向经济改革，忽视人的基本精神需要，反而强调“义务本位”！
明明中国亟待改革中国社会职能全面行政化的政治体制以及由此所体现的缺乏具体责任承担者的“公有制”，却偏偏把改革的关键说成是理顺价格、明确产权、效率低下！
总之，在中国，经济是行政控制的经济；教育是行政控制的教育；科研是行政控制的科研；文化是行政控制的文化；舆论是行政控制的舆论；执法是党政控制的执法，也就是说，在社会职能全面行政化的今天，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系统能与行政体制分开，也没有一个系统不受体制制约的，这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形成了背道而驰。
从权力的流通和支配、调控的角度看，不管是教育危机、能源危机、交通危机、人口危机、生态危机、权威危机、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还是说基础性危机、动力性危机，归根到底是社会制度危机的辐射。因此，社会改革确立了政体改革在中国改革中的核心地位。
现代世界先进国家，不在于他们有没有危机、弊端、恶人和阴暗面，而在于他们又制约和消除这些危机、弊端、恶人和阴暗面的先进机制。华盛顿等开创的美国总统连任不超过两届制、竞选制、美国宪法、严格的议会制、三权分立制、议会内部的辩论制、弹劾制、严格的法约意识等等，无疑为美国这个科技大国的崛起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在西方分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五权分立学说，他把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统称为“治权”，把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统称为“民权”。孙中山先生真不愧是一个永远令人敬仰的伟大的反封建极权专制的政治家。事实上，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来看，真正结束了封建官僚制度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一点我们应该正视。
僵化体制的负效应是，权力统一一切，万事皆决于“上”，“一个人”的思想加之不受制约的权力，一方面导致大量的重大决策误入歧途；另一方面，造成了国家行政、执法、管理系统的官员愈来愈公开地凭借职权之便占有和索取非法利益并形成了权力崇拜和神秘，权力商品化，为了权钱不惜使用一切手段。道德的败坏、精神的堕落将会使改革所造成的阻力最终淹没改革自身，对于这种现象的放任，无疑，对处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威胁是致命的。
从现代化国家的角度来看：严厉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公开、权力制衡、言论自由，是一个民族高度成熟的基本标志。
一、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精髓
告别人治，实现法治，以法治国，建立一个法治社会，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人类社会历史证明，法治是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手段，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现代化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权威基础。没有社会的法治化就没有社会的现代化。事实上，中国在历经“文革”浩劫之后，也已发现“人治”的深重危机和“法治”的强健功能。因此，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作。要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加强执法监督，坚决纠正以言代法，......”、“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而这一切将又依赖于法治机制的运行。因为，法治是科学与民主合乎逻辑的发展和要求，是科学理性的表现和民主政治的保障。“法治不仅被用来保障和促进公民个人的民事和政治权利，而且要创造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德里宣言》。没有法制就没有民主，没有民主权力就没有制约。没有民主，决策机构便很难听到真知灼见，很难形成统一的共识。这是因为，真知灼见是众多意见和建议经过研究、争鸣、比较之后筛选出来的科学见解，并非“少数服从多数”的简单相加。但离开法制讲民主，就会把民主变成“空头政治”或无规则的民主；离开民主讲政治，就会把法治变成专制的法治。实行法治，意味着社会管理活动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这一点，中共十三大报告早就指出：“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应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科学地定论：专政应纳入法制的轨道，而不是把法治纳入专政的轨道；专政所具有的暴力是公民的合法性意志表示，而不是专政赐予了法治的强制力。
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看：法治是经济内在的需求，法治下的政治内容是经济实力；人治则是政治的内在需求，人治下的政治内容是行政权力。如由于人治的无序更迭，发动的旷日持久的“文革”几乎把中国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使中国本来先天不足的经济大大倒退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质上，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通过立法来完善和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通过执法来调控和保障；市场经济活动中出现的矛盾、纠纷，需要通过法律去界定和解决。总之，不论是发展市场经济还是建设民主政治，都需要借助立法的形式树立规则的——权威性；借助执法的力量保障规范的——制约力；借助监督的功能预警社会运作的是否——合法性；都需要把国家的管理和社会的运作纳入法治，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也只有法治机制的运行跟上改革的步伐，才能保障政治、经济系统的有序变革，才能实现《宪法》保障的人权——自由和《民法》保障的物权——平等；也只有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纳入法治的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才是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文明、秩序与合法性的完善结合。
僵化体制的副作用还表现在最高权力在自上而下的“宝塔”层次中归属于一个人。小平同志说：“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这个问题。”把一切权力集中到党委，不仅妨碍了党集中精力去考虑设计方针、路线、政策方面的大事，实际上不是加强了党的绝对领导而是削弱了党的领导。权力的顶峰是单纯的命令发射源，其只发出权力信息而不接受信息反馈，其控制约束一切，而难以受其他一切的制约。这样，在权力顶峰就形成了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自由”盲区。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时说：“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处在共产党内部。”法律作为权力信息通道，既然没有任何权力信息逆向权力顶端，因此，也就不存在可以约束权力独断的有利法律。在上述状态下，《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难以成立，从而“法治”也就失去了依据。早在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又权力的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我们可以有一种政制，不强迫任何人去做法律所不强迫他做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许可的事。”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行政权力无孔不入的“宝塔”体制下，加之，执法、监督系统的人财物都在生长在各级同级党政的“怀抱里”，尽管我们从制度上建立了一套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内部的监察、审计机构，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系统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机制，实际权力仍过多的集中在党政机关，由于受到党政不分，以党代改体制影响，政府自身监督的权力过多地被党的组织代替。“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的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见《邓小平文选》第289页）”。因此，长官意志、以言代法、执法犯法的事例也就难以避免了。如当前执法系统存在的管辖上争、立案上卡、调解上压、裁决上偏、执行上难、滥罚乱罚、以罚代刑、地方保护主义、渎职滥权、违法行政，有关行政诉讼法院身不由己等等，从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法不依和党政干预的结果。故法国的孟德斯鸠说：“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黑头（法律）不如红头（上级文件），红头不如白头（领导的条子），白头不如口头（领导当面批示）”的现象，就是政体僵化的鲜明写照。
因此，我们认为：未来推行法治的最大障碍是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或者直接地说，同集权政治作斗争。对此，中国法制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宗厚在1998年5月于珠海召开的“全国法学理论讨论会”上提出：“现代法学，应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地、以宪政为前提、以权利义务为基本范畴、以权利为细胞或分析单元、以系统眼光和多维视野为分析方法的现代科学。”
二、人才是国际竞争的资本
现代国际竞争，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生产力的竞争，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智力的竞争。人才、智力愈来愈成为社会生产力、经济竞争力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今天，谁拥有一支宏大、高质量的人才队伍，谁就能在各种竞争中占据优势，就有可能掌握未来。因此，高新技术革命的战略对策中第一位重要的是培养人才。
因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疾呼：应该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球籍”讨论能加强民族的凝聚力。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而振兴科技健首先要振兴教育，振兴教育的最终目的将取决于人才效益的发挥，谁放弃了教育，就等于丢掉了未来。从教育效应的逻辑结构看，教育——人才——科技管理。在这个结构中，人才居核心地位。
可见,人才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最重要的资源,是新的生产力的开拓者,是精神文明的倡导者,是新社会诞生的推动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人才能缩短在改革路上的摸索时间。依据一个国家的人才状况，我们可以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在严峻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教育是最合算的投资”、“最有价值的资本是人”、“人的巨大希望在于能力”、“教育是发明创造的基地，是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教育是经济振兴的强大后盾”。现代化国家认为：要保持在国际高科技上的竞争优势，表现出来的是商品，而其强大的后盾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实验室，是掌握最先进科学技术而应用于生产的各类人才，是培养和训练人才的良好教育体系的制度。美国认为：“衡量知识密集型经济竞争获得成功的真正标准最终还在于人力资源的质量”、“在技术世界里，要想保持竞争力，只有解决教育和研究这两大问题”、“教育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是与国际化和信息化相适应”。
（1993年5月）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马俊如预言：“未来世纪各个产业的发展将主要依赖人的智力来推动。因此，可以肯定知识产业是新世纪最大的产业之一。毫无疑问，构成知识产业是新世纪最大的产业之一。毫无疑问，构成知识产业的人才将是世界激烈竞争的对象。”
但是，在人事管理和教育体制行政化的状态下，出现了“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论资排辈、老人制、终身制、世袭制、裙带制、唯亲制，朝里有人管好做，外行领导内行等一连串人治现象。这是对科学赤裸裸的挑战。对此，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党和国家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在上述状态下，尤其在“国有”单位的一些人和一些领导，他们关心的是升迁、擅长的是奉迎、用的是奴庸、嫉妒的是贤能；他们大权独揽而又享用终身后世，无竞争之苦，无后顾之忧，当然不必三顾茅庐、招贤求才，倒是“智防”之心耿耿于怀。
僵化的人事体制严重压制了自由公平竞争。在一些管理领域和少数权力者手中，社会机遇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长期以来，多少人在以钱得权，、以权得权、以权捞钱的大循环中拼命，他们拉关系，走后门、阿谀奉承、行贿受贿、徇私枉法、买官卖官、权钱交易、以公款为自己“开道铺路”等等，总之，一切卑鄙无耻的手段、伎俩都用到这种竞争上来了，这与封建极权又有什么两样呢？同时僵化的行政人事体制正是这种竞争的保护伞，这种“竞争”的实质是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彻底否定。
僵化的人事管理体制下，尤其在一些“国有”、“公有”制单位，在用人上，广揽的是仆人而不是人才，仆人自然又喜欢有人做自己的奴才，从而人才也变成了奴才。知识分子开拓视野，战胜物质、启唤悲剧危机意识的使命在这样的环境下被扼杀。僵化的行政权力对人才、教育的桎梏还表现在：权利、名誉、地位成了年龄的函数，管理、研究者老态龙钟，非民主的权力形态、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人事管理缺乏流动性和内动力，教研分离，职称高低成了对人的安抚，没有科学的人才择优渠道和评价尺度。教育的厄运还表现在全面行政干预、教育投资不足、挪卡教育经费，不足的经费伴随着校内非教育性的乱支出，有限的投资加之乱建高楼馆所，严重削弱了教育赖以运行的经济能力。之外，还表现在知识分子待遇偏低以及在招生、分配、招工、就业、转业安置、职级晋升、调迁等当中的关系竞争、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等。在上述状态下，大大小小的“宝塔”衙门里，各个凡具有国家管理活动的阶层里，都挤满了官家的后裔，大凡官家的子弟都是天生的“优才”、“帅才”，不少真正的人才由于“先天不足”（即家庭无社会背景和经济能力），大多数也只能成为濒临破产企业的难民。在千千万万的失业下岗工人中，皆黎民百姓也。这一切还在做过多的解释吗？这种状况，一方面造成教育投资（人财物）内耗；另一方面导致机构臃肿、层层叠叠、因人设事、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公文成灾、废话连篇、官僚作风严重等等。
因此，我认为：“科技兴国”、“教育立国”的口号喊得再响，只要僵化的行政人事管理体制不改，科技成果就难以转化为生产力，教育、人才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言论是社会改革的起点
依法开放舆论，天不会塌下来！
依法开放舆论，是社会改革的起点，是保证社会改革成功的最关键的前提，是为整个社会改革提供最有选择价值的理论思维的最关键的政体改革的先进措施。新闻改革，作为政体改革的一部分，是一户促互补的过程，客观现实要求新闻改革必须率先突进即充分发挥改革理论的理性导向作用。1998年10月7日，朱?基总理在视察《焦点访谈》是赠语：“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实质上，国家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开放，是一项战略投资工程，其良性社会效应是无法估量的。言论自由是现代化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预报人类社会理性的警报器。没有言论、出版、新闻自由，便没有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便没有全民族的危机意识，便没有振兴民族的最深层的原动力。人类理性的本质表现在科学，而科学最本质的功能在于预言，压制意识形态系统，就是否定人类精神世界自身发展的客观规率。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开的理性警告即等于没有社会科学。人类历史早就铁定地证明：压抑从而丧失社会危机意识，其实就是压抑、摧残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剥夺公民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权，其实就是扼杀人类新生儿的“奶母”——（弥尔顿语）。舆论监督，是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利器之一。其对于发挥决策的反馈功能，对于表达和反映民意，对于权力授予者监督权力被授予者，对于增加政治透明度和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知情权、参政权、议政权，简之，其对于民主政治的各个要件都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僵化的行政体制把意识形态系统分级分块分别至于各级行政专控之下，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意识形态系统自身发展的规律，很不合理地用行政手段干扰文化、艺术、新闻、教育、科学等各界的实际业务活动，助长了极其有害的“权阀”作风。禁锢了思想家的思维，哲学家成了经学家；束缚了文学艺术家的手脚，艺术家成了生产定型产品的机器，现实主义成了体现某些人意志的代名词。在个别同志看来，写真实就是政治上和党中央没保持“高度”一致、就是反党甚至被迫追究刑事责任；对西方某些社会科学的研讨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敢说真话实话的文学家反而成了个别“政治家”的仇人，“双百”的背后也常常令人心神不安、惊魂未定。多少年来，新闻报道成了“喜鹊”，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不绝于耳；假大空应有尽有样样俱全；否则，就是“乌鸦”，危言耸听、做惊人之语，搞得人人自危、心烦意乱，整个社会萧条乏力守旧。十年举世无双的“文革”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有价值取向的意识形态难以成为改革的理性导向，中华民族感官，在一个强烈声调的刺激下变得麻木了；追求真理、抨击时弊的公正舆论消声沉默了。因此，今天的僵化体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信息结构过分单一化。
言论自由不会危及政治稳定，相反，他会促进开明，保证真正的政治稳定。稳定应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任何法治以外的非理性的高压政策，恰恰不利于稳定。法治是对自由的保护和扩大，而绝不是对他的取消和限制，界定言论自由的唯一标准是法治，而非法律以外的限制。对此，国家体改委秘书长王仕元1993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市场经济与机构改革研讨会”上指出：“政府机构改革要逐渐由人治走向法治，以法律的稳定性来保障政治的稳定性”。事实上，现代法治的原则是“法无禁止即自由”。
独裁大众新闻传播媒体，封锁新闻言论自由，抵制理性文化输入，对公开舆论和理性探讨的控制，从而弱化了我国社会理论思维的力量，从根本上丧失了社会未来发展的全面预测能力，造成了积重难返的改革观念障碍。社会改革的关键在体制，而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造社会系统中文化信息的创生、流通和结构。
因此，我认为：必须解除行政权力对言论、新闻、出版自由的禁锢，代之以法律调整。舆论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有独立的职能意识形态领域。各种各类各层改革的思维、观点、学术研究，只有通过“双百”方式才能得到拓展，而“双百”方针的真正兑现又必须依赖于依法自由的意识形态结构方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