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商投资企业代扣城市维护建设税问题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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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1998年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




到2000年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战略目标。从1994年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以来，全国的扶贫开发工作进展顺利，成绩显著。目前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还有5000万人，要在今后3年完成扶贫攻坚任务，必
须争取今年解决100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这是今年扶贫攻坚的基本目标，也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对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切实做好1998年的扶贫开发工作，经国务院批准，特作如下通知：
一、加强扶贫攻坚工作力度。要做好1998年和今后一段时间的扶贫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既定的方针政策，坚持各种行之有效的做法，重视多年来创造和积累的宝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新的创造和新的提高。各级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地
区的政府，务必把扶贫开发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认真研究部署，确保完成1998年本地的扶贫攻坚任务。
二、千方百计增加扶贫开发投入。国务院决定，1998年新增扶贫资金30亿元，全年中央扶贫资金总量达183亿元，是历史最高水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按中央的要求，认真落实配套资金。各级政府应当动员地方财力、集体和群众及社会各界增加扶贫开发投入（
包括劳务），加大扶贫投入的力度。
三、加快1998年各项扶贫资金的拨付进度。原有扶贫资金务必在6月底以前全部下达到县，并尽快落实到贫困乡、村、户；新增扶贫资金务必在7月份下达到县，并抓紧落实到贫困乡、村、户。同时，要切实管好用好各项扶贫资金，加强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检查，
按期严格审计。凡转移、挪用、拖欠、挤占扶贫资金的，必须如数追回，并依法追究主要负责人和当事人的责任；凡贪污扶贫资金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四、狠抓扶贫到户。在目前贫困人口的分布和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要有效地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就必须集中力量，集中资金，逐村逐户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扶贫到户是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一项关键措施。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1998年
2月在北京召开的扶贫到户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总结和积极推广各种行之有效的扶贫到户经验，重点抓好小额信贷的试点和推广。
五、坚持做好各级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工作。党政机关联系帮助贫困地区的工作，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不脱贫不脱钩”的原则，继续坚持下去，不能松懈。政府机构改革后，定点扶贫任务不变，要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坚持做好这项工作。
六、进一步做好东部13个发达省、市对口帮扶西部10个省、区的扶贫协作工作。1996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以来，这项工作已经全面启动，卓有成效，但发展还不平衡。因此，东部各发达省、市，要根据中央的要求，从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的大局出发，认真总结经验，扩大
帮扶的规模，提高帮扶的水平，落实帮扶的措施，重点支持与改善贫困人口生产生活条件密切相关的项目，让贫困地区的群众真正受益。
七、稳定扶贫开发工作机构。在这次政府机构改革中，根据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需要，国务院继续保留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各级地方政府的扶贫开发工作机构应保持稳定。



1998年6月5日
对刑事审判考虑民愤的思考

浙江财经学院法学院 唐勇


内容提要：本文从民愤的界定入手，驳斥将民愤视为刑罚裁量的参考依据，主张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司法的独立性来反对民愤在审判上的介入。
主题词：民愤 刑罚裁量 司法独立性


民愤是个为人熟知的词，常常可以听到类似于“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说法。而在实际的刑事司法审判中，不少案件也是“迫于民愤”而导致了轻罪重判，那么民愤能否作为刑罚裁量的一个考虑情节是一个重要而实在的研究问题。

一、 民愤的界定
民愤是指“人民大众对反动统治者或有罪恶的人的愤恨”。①其实这个概念只具有政治学范畴上的意义。首先，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反映的是一个整体，是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及其同盟者和拥护统治的阶层。那么，就一个具体的地区发生的一个具体的刑事案件而言，如何认定“人民大众”知道了案情并愤恨了呢？再者，即使刑法用阶级性的政治定义，即“掌握政权的阶级即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政治上的统治和经济上的利益，根据自己的意志，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②，在这个定义下，犯罪行为侵害的是人民大众的利益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刑事审判的过程中，被告的身份只是犯罪嫌疑人，对一名嫌疑对象产生愤恨是荒谬的，更是违背无罪推定原则的。由此可见，民愤如果指人民的愤恨是不符合法律逻辑的。
假设民愤指直接受害人的个人愤恨，那么这种愤恨就不是义愤而是仇恨，对受害人而言，他们的愤恨情感基于报复的心态。任何人在蒙受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失时，这种以牙还牙的原始复仇心态就会油然而生，这是人的本性。基于这种感情的冲动，他们相要得到的仅仅是一个发泄私愤的对象，也就是说他们关注的是对象的存在性而不是对象的嫌疑性，那么这种愤恨找到的也许并非是罪犯而是作为牺牲品的嫌疑人。其于愤恨的法律理性要求，受害人之私愤也就不是民愤了。
最后，法学范畴上的民愤只能是一群数量有限的自然人产生的公愤。这群自然人中包含受害者，但更多的是以旁听者知情者为主的民众。基于这个相对合理的界定，我们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二、 民愤的渊源及古代作用
民愤是源于古代朴素的“天理”、“天道”思想。《诗经》中有“天生万民，有物有则。民之秉性，好是仁德”。③意思是说天生万众，万物皆有其法则，人的秉性常情都是爱好德行的。在这种意义上，“法体现着天理，它来自天理或天道”④犯罪就是“伤天害理”，是“天理难容”的，民众基于对天理的尊重和对法律的捍卫，于是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罪犯就产生了义愤。
民愤在古代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由于当时的法官同时是地方行政长官，它在依据国家律例审判时，又非常重视道德正义感。“仁爱者热衷于帮助他人，正义者则侧重于不损人利己。”⑤因而在审理过程中，刻意追求民意重视民愤，所谓还百姓一个公道。这种天理民愤的道义观对稳定封建次序，维护社会平衡发挥过积极作用。

三、 民愤对司法独立的负面作用
古代断狱尊重民愤，有着历史背景原因：其一，当时的法律体系不很完善，案情复杂性往往会超出法律设定范围；其二，县令是从书生中培养而来，并未接受过专门的司法培训；其三，县令的双重身份决定判案的最终目的是百姓的安定，即民愤的平熄。
而现代的司法活动强调其独立性，“司法独立的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的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⑥具体说来，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特别是在刑罚过程中，只能依据法律和自由的证。英美法系的法官在审判前是不能与控辩双方接触的，这就严格保证了司法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是刑法中的重要原则。“只有法律才能未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⑦孟德斯鸠指出“惩罚应有程序之分，按罪大小，定惩罚轻重。”⑧法官是受过严格培训的专职人员，深知法理和程序，并能在此基础上运用法条来审理案件。而一般的民众，只能用普通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来认识、判断是非；而且，一群数目可计的民众是极易被鼓动和误导的。这种可能被误导的偏见显然不能作为量刑依据。
另外，在这群民众中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大众传媒。记者在对案情背景进行报导时，往往流露出个人的主观情感，这种情感在刑事案件上往往表现为义愤。虽然记者出于内心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但同时带动着民众的共鸣，这种共鸣往往“污染”法官的判断。先入为主的情形在司法独立程序上也是非正义的。其本质是记者指挥司法，民愤影响公正。

四、 结记
刑罚裁量是刑事审判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道当事人的自身利益。基于审判活动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所以不允许有任何外界影响作用于其中，那么民愤也就不可以成为刑罚裁量的考虑情节了。
民愤只能是媒体的报道，市民的谈资，绝不允许出现于判决书中。我们的司法工作者也要努力使自己不受民愤干扰，依法审判。





①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② 《刑法学》，第3页，高铭暄、马克昌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③ 《诗经·大雅·?A民》
④ 《情理法与中国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探微》，第17页，范忠信、郑定、詹学农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一版
⑤ 《正义的两面》，第19页，慈继伟著，三联书店第一版
⑥ 《看得见的正义》，第129页，陈瑞华著，中国法制出版社第一版
⑦ 《论犯罪与刑罚》，第11页，[意]贝卡里亚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
⑧ 《波斯人信札》，第141页，[法]孟德斯鸠著，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