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组建城市商业银行工作中城市信用合作社公共积累归属问题的通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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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院位置”的随想
齐汇

在德国司法史上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即磨坊主诉威廉一世案。威廉一世是十九世纪末的德国统治者，有一年其欲动员某磨坊主拆迁磨坊以美化其宫殿之景致，并以高价补偿磨坊主的损失。可无奈磨坊主就是不从，死守自家一方之风水宝地。威廉一世一时间勃然大怒，下命强制拆除了磨坊。但在此时，磨坊主并不懊恼，见此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然吾德国尚有法律在。此不平事我必诉之法庭”。而后磨坊主诉威廉一世案在法院审理，并以威廉一世的败诉而告终。皇帝服从法院的命令，将磨坊依原样重建，并赔偿由于拆迁房屋给磨坊主带来的一切损失。此案成为了德国司法史上标志司法独立的里程碑，为后世所传诵。
英国法学家布莱克斯通曾经对司法权的独立问题进行过阐述，其曰：“由国王提名但不能由国王随意撤职的人组成的特定机构，这种独特和分立的司法权的存在构成一个维护公共自由的主要因素，除了在某种程度上普通司法既与立法权又与执行权分立，这种司法权是不能长久维持的”。无独有偶，在美国同样也有类似的案例。政府希望在郊外的某块土地上建设飞机场，可是在飞机场规划的面积内有一位老人独自住在一间小木屋内，机场的建设方多次责令其搬走，但老人一直不从。后来，建设方强行拆除了此间破旧的小木屋，于是老人当即便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的结果是机场建设方败诉，法院责令其在规定的时日内对老人的房屋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后来机场迫于无奈，只能将原规划中的飞机跑道向偏离小木屋的方向移动了一些，以保障飞机的安全。可是在我国逐步走向法制社会、法制经济的今天，我们的法院在解决上述类似案件的时候，恐怕将不会有德国和美国的法院这么“潇洒”。我国宪法中明确地规定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在现今的形式看来还仅仅只是一个众多法律工作者追求的目标，要真正落实到实际的司法审判当中恐怕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
法院难以独立地判决一切案件，是当今中国司法改革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申言之，当案件是普通公民之间的纠纷，“拉关系”、“开后门”就成为了大多数案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许多的当事人在茶余饭后发表私见时，感慨地说：“我们拉关系、走后门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了在诉讼中谋求法官做出偏向于我们的判决，而仅仅只是为了获得较之对方公正的裁判”；当案件涉及地方经济的存续与发展，或者属于老百姓告地方政府一类的案件时，地方党政领导的态度便对案件结果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国法院的人事、财产和物资均控制在地方党政领导之手，法院体系内部受到来自纵向与横向的双重领导，法院在自己的人财物都受控于他人手中的时候，又如何行使宪法中赋予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曾经在某基层法院中出现过这样一幕：某农民状告当地政府，法院对当事人双方进行调解，当该地的某位重要领导干部走入法院的办公室时，法官们便热情的接待，又是泡茶又是让座，此农民见状之后知道诉也是白诉，随即自动的放弃了起诉，这不禁令人心寒。
法院不仅仅只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场所，更为重要的是法院是一所普法学校，是公民用来制约政府公权利的有力屏障。维尔曾经在《宪政与分权》一书中提到：“分权学说的漫长历史反映了多少世纪来人们对一种政府体系的期望，在这种体系中政府的权利的行使将受到限制。”法院往往通过对案件的判决，实践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正义；通过判决书中对法理念和社会情理的分析和阐释，在人们心中建立其权利的观念和对法律的信仰，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敢问法院在何方？长期以来我们的意识中就将法院定义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工具，这种定义虽然有其社会整体利益保障价值的一面，但是却忽视了法律对于每一个自然人个别私权的保护。每一个学法之人都应当知道，私法是整个现代法制中最为基础性的法域，是一切法律的根基，可以说没有保护私权利的私法，就没有现代的法治。而在当今的中国法律体系中，最为缺乏的就是对私权利的有力保护。法院应当是界乎于政府与公民之间中立的裁判者，而不是单纯政府权利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者。西谚曰：“每一个法官都是一座孤立的荒岛”。恐怕在法院内部还是少讲一些“互帮互助”、“协同作战”的为好。
法院的独立不仅仅只是司法系统内部改革的问题，还是一个需要动员全社会共同改革的一项艰巨的社会工程。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传统的关系社会，“关系”二字在社会生活之中扮演者极其重要的角色。笔者认为，当今我国司法改革中法院的独立地位问题有两大难题。第一，怎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中实现实质意义上的法院独立。假设有一日我们的法院系统从行政系统的干预中脱离出来，形成司法与行政的对立与监督，但如何解决党与法院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从属性与独立性问题却直接关系到法院的独立是形式的独立还是实质的独立之问题。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中国，法院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脱离党的领导，这是既是宪法规定的事实也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的等基本原则所赋予每一个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合伙以及其他各类交易和生产中的主体）的义务。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基于此种特殊的地位，使得党与行政体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算法院从行政中脱离出来，但又无法在党的领导下实现其完全的独立性，而党与行政之密切关系同样会使得法院受制于行政，使得司法体系内部级别化、官僚化、行政化，最终使法院的独立只是形式上的独立，而真正的司法独立，司法与行政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关系和局面将成为空中楼阁，甚至最终化为泡影。第二，就算法院的每一个法官从党政领导的干预中脱离出来，但是在当今这种关系社会中，当一个案件属于“向左走向右走”时，一个法官为何要违背领导的意思而做出有利于他方的判决呢？法官的家属同样面临着职位的升迁，薪水的高低等等问题，其子女也面临着升学和就业的种种压力和挑战，因此法官独立了，其亲属未独立，法官依然不可能做到实质意义上的独立。故法院、法官的独立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司法体系内部的问题，它同时也是全社会所要关注的问题。
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在其《法学导论》中论述道：“司法的任务是通过其判决确定是非曲直，判决为一种‘认识’，不容许在是非真假上用命令插手干预。‘学术自由’被用于实践的法律科学时，即成为‘法官的独立性’。因此，法院没有义务，甚至没有资格去服从行政机关及其首脑即政府的指示”。这种阐述虽然具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同时也不符合中国现实的国情，但是作为一种理论上对于司法独立地指引，在现今看来依然具有其积极的意义。“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法院独立地位的形成和确定的源头也许不仅仅是司法与行政一个方面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的源头在影响和限制着法院地位的独立。回首中国法治之路，为什么在司法独立的呼声此起彼伏的今天，我们司法体系的非行政化往往只是作用在表面，而实质上却总也摆脱不了行政化的阴影？为什么我们的司法官员的任免可以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学历方面的背景，导致一大批没有受过法律专门教育的人大步走上审判席成为法官？为什么诸如审判委员会定案这种严重违背法理念的规定还能够长期的存在？为什么我们的审判机关和执法机关在面对法律与政策时往往在孰先适用的问题上出现踌躇，觉得难以定夺？为什么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总是强调“服务意识”，而不是真正做到法院居于消极和中立的地位？为什么司法考试还不是一个人能够成为法官的唯一考核标准，而我们的法官往往还要接受来自类似于行政机关等级考核等等纷繁复杂的考试，敢问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权威何在？难道说法律还不是一个法官所应当把持的唯一准则和心存之唯一信仰？难道法官在秉承法律办案之外还存在另一种价值尺度之衡量？敢问法院在何方？种种问题都将成为中国法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拦路虎和绊脚石，我们应当将其逐一提出并详细认真的加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的健康稳定地发展，才能切实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正义的光芒照射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鉴于家事纠纷的特殊性，英国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家事诉讼程序。在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权的前提下，法官在诉讼中扮演了较为积极的角色。其通过组织聆讯、提供婚姻指导服务及鼓励当事人和解等方式，促使当事人尽可能地维系既存婚姻，保护子女的合法利益。


一、家事法院的设置

英国家事案件由治安法院的家事诉讼法庭、郡法院、高等法院的家事法庭管辖。治安法院的家事诉讼法庭由3名法官组成，通常包括一名女性法官。其主要负责子女监护、收养、给付赡养费等案件的审理，但不能对包括离婚或财产分割在内的重大家事事项做出最终裁决。郡法院设有郡离婚法庭、郡非离婚法庭、郡法院家事审理中心、郡法院照护中心。郡离婚法庭主要审理离婚、婚姻无效、司法别居及财政救济等申请，并有权发布家庭暴力禁令，宣告所有权收益分配；郡非离婚法庭审理除离婚、婚姻无效及司法别居外的其他家事纠纷；家事审理中心审理有争议的私法案件；郡法院照护中心可以审理所有类型家事案件。自1970年起，高等法院内正式设置了家事分院（The Family Division），以负责复杂的家事案件的一审和家事案件的上诉审。

实践中，绝大多数家事案件的一审是由治安法院的家事诉讼法庭或郡法院受理的。随着家事诉讼的不断增加，将尽可能多的家事案件留给地方法院审理的做法，有助于节约司法成本，充分利用司法资源，“以使高等法院能腾出时间来处理更为棘手的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家事法庭的法官都经过特别挑选，且须接受有关儿童发展和社会工作实践等方面的专门训练，“以保证他们对每个家事诉讼法案的原理和思想具有清晰的认识，从而在审理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而不仅仅是裁决者。”


二、诉讼程序概要

（一）申请与声明

家事诉讼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在离婚诉讼中，还须由申请人或相对方或双方共同向法院提交一份婚姻关系破裂的声明。该声明是启动离婚诉讼的必要条件，法院收到声明即视为诉讼的开始。原告在提出离婚请求时，须对子女安排问题作出附带说明，并详细阐明其对子女监护、探视、抚养及教育等方面的意见。在子女安排问题上，被告既可以支持原告的主张，也可就此提出不同的意见。

（二）反省与考虑

自收到声明之日起的两周内，法院将为当事人指定9个月的反省与考虑期，要求双方当事人就能否挽救婚姻、达成和解以及如何安排未来生活等问题进行谨慎考虑。在特定情况下，经法院允许，反省期可延长6个月。在此期间，法律鼓励当事人采取包括婚姻咨询等在内的一切可行措施，来挽救可能破裂的婚姻。

（三）聆讯

在反省与考虑期间，家事法院还应积极的采取相关措施，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和协助。聆讯由法院指定人员主持，双方当事人都应参加。在特定情况下，法院也可组织仅由一方当事人参加的单方聆讯。其主要目的是向出席会议的当事人提供信息服务，主要内容包括：（1）婚姻指导和其他婚姻服务；（2）如何更好地照顾子女的利益、愿望和感情；（3）如何帮助其子女更好地处理父母婚姻破裂后产生的问题；（4）当事人申请离婚或司法别居后，可能面对的财产问题以及可获得的法律帮助；（5）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可能获得的帮助；（6）调解；（7）双方如何获得法律咨询意见及聘请法律代表；（8）法律援助的原则以及当事人如何获得法律援助；（9）离婚或司法别居案件具体的诉讼过程。聆讯体现了英国家事法院对调解、和解以及子女合法权益保护等问题的强调与重视。

（四）婚姻指导服务

在反省与考虑期间，首席大法官（Lord Chancellor）或其委托人在合适的情形下，还会为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提供婚姻指导服务。具体而言，其主要向当事人提供以下几方面的咨询意见：导致双方婚姻破裂的具体原因，防止婚姻彻底破裂的具体措施以及在双方婚姻关系彻底破裂后，维持双方及其与子女之间良好关系的方法。婚姻指导的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体现了英国政府对解决家事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视。

（五）附生效条件的判决与绝对判决

离婚判决需经过附生效条件的离婚判决（decree nisi）和绝对判决（decree absolute）两个阶段。附生效条件的离婚判决仅表明离婚的理由成立，但并不当然解除当事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在法院做出该判决后的6周内，倘若当事人未提出任何关于不应给予绝对判决的申请，或皇家讼监（Queen`s Proctor）未向法院发出任何不应给予绝对判决的通知，且案件所涉子女的生活已获得妥善安排，则法院将做出绝对离婚判决。离婚判决所遵循的特别程序，体现了法院希望“通过谨慎的诉讼程序引导当事人尊重既存的婚姻关系”。


三、特点评析

（一）重视家事调解的运用

根据《2010年家事诉讼规则》（The Family Procedure Rules 2010）3.2条之规定，在诉讼的任何阶段，法官都必须考虑调解等其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的适用。3.3条则规定，在审理过程中，一旦法官认为具有适用调解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或当事人双方同意适用调解，则法官可以行使休庭权，为双方提供关于家事调解的咨询意见，促成调解方案的达成。英国家事调解的历史源远流长。英国1971年颁行的《实践注意（离婚：调解）》首次将调解程序引入到离婚诉讼中。《1973年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 Causes Act 1973）则规定法院在作出任何离婚准许前，必须要求当事人进行调解，以防止轻率离婚。自沃尔夫勋爵（Lord Wolf）改革以来，包括调解在内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越来越受到重视。

这主要源于家事调解独特的价值和比较优势。一方面，家事调解的非对抗性有利于促进当事人理性地面对现实，避免夫妻或亲属间的相互憎恶和紧张对立。其能够促使双方正面审视问题,而非情绪激动地互相攻击。在非对抗的氛围下，双方将心平气和地沟通，真诚地商谈关乎子女未来的安排。家事调解偏重于当事人之间的感情整合和心理治疗，以其温和性、治疗性平缓双方的情绪，使其更为理性的解决纠纷。而对那些因长期性、综合性社会关系发生的家事纠纷，由于调解具有面向未来的特性，因而更适合于调整当事人不愿和不能中断相互关系的争议。另一方面，家事调解的灵活性有利于家事纠纷的妥当解决，实现实质正义。对于婚姻家庭争议，很难用物质利益、逻辑等财产关系的构成要素加以公式化地衡量。所以此类纠纷的处理，应按照该个人个性,作具体的、个别的处理,才能符合亲属的身份关系之实质。调解员能够介入法律问题背后的人际关系，更好地了解家事纷争的来龙去脉。相对于诉讼的形式性、法定性、程序性而言,调解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它不需要完全依据条条框框的规定,也无需遵循严格的证明规则。它往往针对不同的案件采用不同的策略,以期使家庭纠纷妥善解决。

（二）关注子女利益的保护

根据《1996年家庭法》（The Family Act 1996）第3.1条，当事人对其子女今后生活的合理安排，是法院作出离婚或司法别居指令的必要条件之一。法官在做出指令时，应根据其所悉证据特别注意：子女因其年龄和理解力而可能具有的意愿和感受，以及其愿意表达的情形；当事人双方抚养子女的行为；子女获得最佳利益的方式以及引起对子女不利的情形。《2010年家事诉讼规则》规定，一旦诉讼牵涉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时，法院须单独为未成年子女设立诉讼代理人或监护人，并要求其为被代理人或被监护人的最佳利益行事。为了更好地维护子女利益，司法判例甚至突破了法律的一般规定。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上诉审期间，一审法院做出的裁决停止执行。然而，欧洲法院审理的爱尔兰卫生事务局诉斯图亚特及亚当的原则：“案件上诉期间，若停止指令的执行将危及子女的利益，且情况紧急，必要时法院有权要求继续执行一审法院做出的指令。”该原则后被纳入《2012年家事诉讼规则》[The Family Procedure (Amendment) (No.2) Rules 2012]。

对子女利益给予特殊保护，是英国家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子女的首要利益”作为解决婚姻案件的准则以来，国际社会普遍将之作为家事法律的立法依据。家事纠纷往往涉及未成年人、非婚生子女利益的维护，这属于社会利益和弱者权益保护的范畴。国家必须在法律上，以特殊方式对其进行倾斜性保护。“近代的立法和司法判例已改变了对不能独立生活的家庭子女的旧有态度，法院不再使父母对其孩子们的自然权利成为他们决定的主要基础。过去常常被放在首位的父母的个人利益，今天同孩子和社会的利益相比较，几乎已放到了末位。”

（三）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