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印发《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财务部门管理职能、规范经济核算与分配管理的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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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印发《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财务部门管理职能、规范经济核算与分配管理的规定》的通知
卫生部印发《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财务部门管理职能、规范经济核算与分配管理的规定》的通知
卫规财发〔2004〕4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部部属（管）医院：
为深入贯彻落实《卫生部关于印发〈卫生部关于加强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的意见〉的通知》（卫办发〔2004〕130号）、《卫生部关于印发〈全国卫生系统开展纠正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卫办发〔2004〕140号）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财务部门管理职能、规范经济核算与分配管理，我部制定了《关于加强医疗机构财务部门管理职能、规范经济核算与分配管理的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落实。
请各单位严格按照规定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合理设置财务部门内部岗位或科室，加强和改进经济核算工作，科学制定奖金分配实施办法。我部将于2005年组织检查文件的落实情况。
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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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契约自由原则
周建
一、契约自由原则的含义
契约自由作为近代私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是私法自治（意思自治）的必然结果，又是其核心部分，正如我国台湾民法学者陈自强指出的：“契约自由原则，虽然不是私法自治原则的全部，但却是最重要的内涵。”[1]按照意思自治的理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2]这一原则在私法领域普遍适用，体现在契约法上就是契约自由原则。按通常的理解，契约即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依此，债权契约、物权契约、身份契约乃至行政法上的行政契约，均属契约之列，契约非民法所独有。然纵观各国民法之规定来看，契约均归属于债权部分，或者将契约法单独立法以规范债之发生（如我国《合同法》之单独立法，合同与契约只是对英文词contract的不同译文，含义相同）。“因此之故，学说上称债权契约为狭义契约，任何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称为广义契约。契约原则与契约自由原则的所谓契约，毫无疑问，都是债权契约。”[3]亦即我们理解的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
关于契约自由的含义，依笔者所览之范围，有的将其概括为“定约自由”和“成约自由”两个方面，[4]有的从契约本质出发，将契约自由归结为缔约不受强制，约定应当遵守，违约应负责任三个方面，[5]有的将其区别为是否缔约、与谁缔约、决定契约内容、选择契约形式四方面自由，[6]有的学者概括为六方面自由，即在四方面自由上再加了两个自由：变更自由、结束自由。本文以为最后一种概括最能全面阐述契约自由原则：
1、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这是最大的自由选择权，即任何人均能自由决定是否要成立一定的契约，不受缔约或不缔约的强制。这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选择缔约相对人的自由。通常的理解为当事人有权决定与谁缔约的自由，完备的解释是：当事人有权决定与谁缔约和不与谁缔约的自由。这种权利的行使，得由客观的条件辅助，即客观上存在多个可选择的缔约相对人，否则这种自由将无法真正存在。
3、契约形式的选择自由。缔约当事人对契约的形式可以协商一致决定，法律不得强制当事人采用固定的契约形式。由此推之，法律上要实现这一目的，得规定两方面的内容：契约以不要式为原则，当事人自由约定的契约形式受法律保护。原因在于，既然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核心，契约自合意达成即成立，故强加形式于契约之上就是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各国对契约形式上的限制，本无契约法上的原因，而多出自诉讼法上的考虑。
4、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契约内容自由，为契约自由的灵魂”[7]，即使契约有严重的不公平，如果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就具有强制力。当事人首先可以自由决定所缔结契约的类型，同时还可以创设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契约类型，其次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适用法律上的任意规范，任意规范意在补足当事人意思表示之欠缺，但其无强制变更当事人意思表示之功能，故当事人得约定排除适用。
5、变更自由。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合意的方式就契约的给付方式、标的物、价金、债之关系的转移等事项进行调整，此乃契约自由原则的当然内涵。因为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契约目的、市场环境、社会政治等情势都有可能改变，因时而修正契约使之适合新的情势乃契约自由的必然要求。
6、终结契约的自由。契约的终结往往是因债的履行，对于即时清洁的契约，无所谓终结的自由。此处所说的终结契约的自由，是指在契约关系存续中，当事人可以合意解除或终止契约的自由。如租期未届满的租赁契约，双方当事人可合意提前终止租赁契约，因为随着情势的改变，契约的继续履行不再给当事人带来利益，甚至给当事人带来不利益，故当事人享有终结契约的自由能使当事人的目的更可能得以实现。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
一般认为，契约自由的思想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中已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法学阶梯》中的自然法思想及其倡导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自然法规则，也成了契约自由的出发点。但应当看到，古代私法中主体的不自由性是显而易见的，宗法统治、人身依附的身份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自然经济排斥了生产活动的社会化，契约以及契约自由并未成为社会的强烈需要，所以罗马法也并未形成真正的契约自由原则。
一般学者认为，古典契约理论是在18、19世纪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契约理论。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具备了契约自由原则所需要的经济、政治和理论基础。
（一）契约自由原则形成的经济基础
契约自由原则存在一个假定的基础——完备的自由市场，在资本主义以前，完备的自由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的15世纪到18世纪，也不存在这样一个市场，那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很脆弱，经济只有借助国家行政权力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的发展，这种要求的体现是经济学上的重商主义以及以此为据的经济管制政策，故而无从谈起契约自由。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成长壮大，单纯地依靠经济关系上的无声强制，就足以保证榨取剩余价值的实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资本的触须伸向了更广阔的空间，要求摆脱束缚和发展，要求充分实现自由竞争。[8]而长期发展而目臻成熟的自由市场已经能较好地适应资本自由发展的要求：1、经济主体的自由性和平等性得以实现。18、19世纪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鼎盛时期，从经济学的角度，自由竞争的主体具有平等性和自由性，竞争的双方不受他方控制，意志完全是自由的，由此，契约自由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与此相适应，契约法没有具体琐细的规定，也不借助社会政策来限制个人的自治和市场的自由。2、大量的缔约当事人可供选择。资本主义经过长期发展，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各种经济主体大量涌现，社会分工的细化、新的行业不断产生、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空间，人们根据市场规则选择最合适的缔约相对人实现利益最大化才得以实现，契约自由才可能实现。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政治、法律基础
契约自由虽然属于私法领域，但它从根本上离不开政治自由的实现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契约自由无非是政治自由在私法中的体现，是政治自由权的变种。考察一下“交换自由”的发展史，它和政治的发展是一致的，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奴隶与奴隶之间、平民之间、奴隶主之间、封建主之间可能存在平等自由的交换关系，但它不具有普遍性，社会两大对立的阵营不可能平等，就连形式上的平等也不可能。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当初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天赋人权”理论溶于《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以及各国宪法之中，融入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们对财产、自由和自下而上有着不可否认的自然权利，政府的正当职责是承认和保护这些权利以及保证人们相互之间的平等。[9]只有在这种制度下，契约自由才能实现。同时，法律观念以及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保障自由、公平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为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交易的公正提供了保障，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提供了合理的预期。当然，这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得以实现密不可分，但正是这样一种符合自由竞争时代的法律制度，保障了自由，促进了契约自由的形成和发展。
（三）契约自由原则形成的理论基础
按照资产阶级法学家的观念，契约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确认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
第一，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根据理性哲学，人生而平等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种意志自由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个人必须在自己自由的选择下，按照自己的意志才能承担义务、接受约束。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则是愈少愈好。正是在这种自由意志的理论基础上，契约乃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成为近代契约法的首要原则。
第二，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在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自然法的社会政治理论发展的黄金时代是17、18世纪，而这也是社会契约论盛行的年代，此时它常常和社会契约理论结合在一起，社会契约理论提供框架和程序性解释，自然法提供实质性的精神。在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然法之间形成了一种兴衰与共的关系。如自然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格老秀斯认为，遵守契约也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因为除了订立契约的方法，人们不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通过相互限制而建立一种社会关系。在18世纪末，当社会契约理论在古典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长期努力下，在欧洲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政治学说。它是与契约自由并列的理论，只不过它是针对公共权力而言，而契约自由是针对个人的权利而言，是市民社会中的规则。进一步看，社会契约理论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论据。这表现为，如果说人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创造一个社会及法律上的一般义务的话，那么人的意志毫无疑问地能够创设约束当事人特别的权利义务。
第三，经济学领域中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是契约自由观念的思想渊源。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猛烈抨击了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倡彻底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废除限制。[10]他认为每一个经济主体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政府对人类事务的干预具有百害而无一利。每个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自由竞争，既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也可以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国家的任务主要在于保护自由竞争，而非干预自由竞争。正如我国台湾学者苏明诗所指出的：“各个人不分强弱、贤愚，均得以自己之意思活动，而社会之利益，亦当与其构成员之个人利益相一致，故自由竞争，应为社会之最好指导原理。”[11]因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根据。
三、契约自由原则发展中的困惑
契约自由原则，依现代学者之眼光，其在形成之初带有诸多理想化的东西，这为其在发展之中遇到重重困难埋下了伏笔。这些思想化的东西包括了一系列假设：假设人是理性的、抽象平等的；假设市场环境中没有不利的第三方效应、充分的信息、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以及零交易成本。这些假设在今天纷纷受到了质疑：
（一）主体绝对理性和抽象平等的非现实性
我国民法学家梁慧星曾这样评价契约自由原则：“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自由订立的契约就等于是法律，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契约的约定履行，即所谓契约必须严守，正是体现了这种形式正义。法官裁判契约案件也必须按照契约约定的条款进行，至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订立契约时是否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对方的急需或缺乏经验，或者履行契约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等，均不应考虑在内。”[12]显然，这种逻辑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生存的土壤。这种矛盾的出现，正是契约自由原则关于“人是一种抽象存在，舍却了其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知识结构上的区别。”的抽象平等和每个主体都是追求自身权益最大化的绝对理性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即使在古典契约理论建立之初主体间的不平等就是存在的。因为古典契约法很少注意到缔约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契约自由意味着可以自由地选择与之订立合同的人，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按其所希望的条款订立合同，这种含义即使在19世纪，也仅仅在某种狭义上来说是正确的。它只是在假定所有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在讨价还价的力量上是平等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而这种平等正是古典契约法所大量采用的一种假定。不可否认，在古典契约理论的创立之初，正是自由竞争时代，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为个人，其相互间的差距并不像今天这样巨大。所以这种带有偏差的假设能为人所接受。但随着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垄断时代的出现，经济活动的主体由个体发展为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形成了普通消费者与财力雄厚的公司企业的对抗，双方平等的机会只具有形式意义，所谓的契约自由受到真正的威胁。
（二）完备市场的假设被否定
在契约自由理论形成之初是有一个完备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的假设，即：1、契约不得涉及当事人外的任何第三人，也就是说基于契约的相对性，契约不会对第三人构成损害；2、充分的信息，市场主体只有了解其选择的性质和结果的全部信息，才能使其自由的契约行为符合目的性具有必要的基础；3、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这无疑是契约当事人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客观要求，否则交易双方无法充分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
无疑，这些假设在自由竞争时期是比较符合客观条件的，所以自然能被人们所接受，这些假设与“契约即正义”这样一个命题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假定的前提，契约即正义这个命题是不会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契约自由的原则也无从建立。然而，这些假定的条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进一步加强，其基础已经发生动摇了。
首先，关于契约不涉及第三人的假定，虽然今天大量的法学教材、著作中都在讲述契约相对性的理论，但是绝对的相对性已然不复存在，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契约比比皆是，不论这个“第三人”是抽象的如社会、公共利益、国家还是具体的个人、企业、组织，契约当事人因此不得我行我素，法律的干预却显得理所当然。今天，“契约对第三人效力”的命题已被学者们广为研究。
其次，关于充分信息的假定，在自由竞争时期，简单的生产与交换、不发达的技术、单一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市场使得充分掌握信息成为可能，但是今天的市场信息量之大、信息关系之复杂远不是当初的学者所能想像，人们因信息的失真而意思表达错误已是平常之事。
第三，关于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的假定，现实的和潜在的交易伙伴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上是存在的，但随着自由竞争的加剧，为避免两败俱伤而出现了垄断，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人为的垄断之外，还出现了自然垄断和国家为了国计民生而制造的强制垄断。垄断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这一假定条件最主要的否定，在垄断面前，你所谓的选择自由已荡然无存了。
不仅在理论上契约自由遇到了麻烦，在现实中，“契约正义”思想已经在立法和司法中发挥作用。立法上，集中体现在劳动法领域中对劳动者订立劳动契约的单向保护和消费者立法中对消费者这一弱者的诸多的保护以及对提供消费或服务的企业的诸多限制之上；在司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情事变更原则、客观解释契约原则被广泛地运用于审判实践。契约仿佛真的已走向死亡？
四、契约自由原则并未衰落
由于契约自由必然面对种种困惑，许多学者纷纷表示：“契约自由已经衰落”，契约已经死亡，由契约向身份的转变已然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尽管在具体形态上的确有所增多，但在原则上却没有太大变化。比如，作为对“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的约束，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制度长期以来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对于当事人的契约行为要符合诚信、不得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的限制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有关对契约内容进行规制的“不违反公序良俗和不损害国家、社会及第三人利益”的原则始终如一，只是将其运用到具体条件所产生的具体的限制类型有所变化，况且其运用范围也极为有限。
其次，契约自由的真实的、核心的理念并非是“完全不要限制”，而是要“尽量减少干预”，这里的“尽量”是有条件的，即限制是正当的，限制的量要与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合适的干预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实意义的恢复和匡正。”[13]因为没有任何干预的契约，实际上已不自由了。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并不足以证明契约自由正在走向衰落，对契约自由限制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契约自由的否定，因为理想的市场经济下的自由，本身就应该是法治下的自由，这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必然结论，完备的市场经济要求尽可能运用竞争机制协调人类的各种努力，而不主张放任自流，甚至为了保证竞争的有益进行往往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契约只是排斥国家在法律框架之外的肆意干预，并不排斥以法律手段对契约进行一般的规制。如果我们作出“契约依法成立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的理解，那么契约自由似乎从未动摇过。
换一个思考的视角，从哲学上看，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契约自由亦如此，当自由所扩展的范围越大，它所触及到的边界——限制就越多，相反，当限制越多的时候，我们所享有的自由越大。试想在马车都还属于奢侈品的时候，交通规则不可能出现，人们似乎很自由，但人们的出行自由却远比不上有交通规则的今天。
事实上，契约并未衰落，正如市场经济未衰落一样，只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边界，也正是契约自由与不自由的边界。只要市场经济没有蜕变，契约仍将是而且应当是自由的。应当坚信，在现代契约法中，“契约自由仍然是一个最基础的出发点。”[14]
[1]、[3]、[7]陈自强《民法讲义Ⅰ 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121页；
[2]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4]、[14]彭亚?《解析“契约自由”》，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二辑，第378、389页；
[5]孙学致《契约自由本质论》、马新彦《民法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2002年版23—41页；
湖南省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怀化市公益林管理暂行办法》和《怀化市商品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怀化市公益林管理暂行办法》和《怀化市商品林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七月八日
怀化市公益林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公益林的建设、保护和管理，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林业局财政部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林业发展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益林是指生态区位极为重要，或生态功能极为脆弱，对国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森林资源，包括国家重点公益林、省级公益林、地方公益林。
第三条 地方公益林分为市级和县级公益林。市级公益林是指由市本级直接经营管理的森林公园、国有林场内的公益林；县级公益林是指除国家、省、市划定的公益林以外的，包括沅水一级支流、国省道和城镇周边、小Ⅱ型以上水库周围第一层山脊以内的森林资源，以及县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母树林、采种基地、风景观赏林、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森林资源。
第四条 在我市行政区划内从事与公益林有关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公益林管理坚持统一规划、分级管理、责权一致、科学经营、严格管护的方针。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益林的建设、保护和管理，严格实行工作目标考核责任制。
第七条 地方公益林按国家和省级公益林补偿标准进行生态效益补偿，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按事权划分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章 区划管理
第八条 地方公益林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按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组织区划界定，由同级政府与公益林的林地林木权利人签订界定书，并按事权划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九条 公益林必须落实到地籍小班，实行小班经营管理，公益林划定后原有权属不变，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 经批准公布的公益林不得擅自调整，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或改变性质和用途的，必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三章 保护与管理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逐级签订公益林保护管理责任书，层层落实责任。村经济组织和有关单位应根据公益林的分布特点、保护等级和管护难易程度等因素，按一定面积划定管护责任区，配备专（兼）职护林员，签订管护合同。
第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在公益林区域周边的山口、路口、河流交叉口等处设立永久性标志牌，公示公益林区域、面积、等级、禁止性规定等。
第十三条 禁止在公益林区域内进行活立木挖掘、开垦、采石、挖沙、狩猎、取土等损坏公益林的活动。
第十四条 严格控制征占用公益林林地，确因工程建设需要征占用的，应进行可行性论证，并作环境影响评价；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的，不得列入征占用计划。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扑救”的方针，加强公益林的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开设防火林道或营造生物防火林带，组建专业扑火队伍，建立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体系。
第十六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必须加强森林病虫害检疫和防治工作，定期对病虫害发生和发展情况进行预测预报，控制病虫害发生和蔓延。
第十七条 森林公安机关应加强公益林的安全防范，严厉打击乱砍滥伐、乱征滥占、乱捕滥猎和毁林开垦等破坏公益林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十八条 禁止在公益林范围内设立木材加工经营点。原已设立的，应责令其限期撤除。
第四章 经营与利用
第十九条 鼓励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采取认种、认养、认护等方式参与公益林的建设和保护，认种、认养、认护单位或个人应与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签订协议书。公益林管护权可以承包或转让。
第二十条 在未实行全封或定期封禁的公益林区内可开展森林旅游等不破坏公益林的经营活动。
第二十一条 对林分过密、衰老、生态保护功能衰退的公益林可以进行更新、抚育或卫生性质的采伐；成熟的针叶纯林可采取带状、小面积块状等结构性调整皆伐，采伐计划列入采伐限额管理。采伐强度不得超过15%（不含楠竹），且伐后郁闭度不得低于0.6。未进行采伐作业设计的，不得批准采伐。
第二十二条 经批准进行的公益林更新采伐，必须与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签订更新造林合同，并缴纳造林押金，于第二年春季前完成更新造林。未及时完成更新造林的，林业主管部门不得安排其下一个年度的采伐计划，其缴纳的造林押金不予退还，由林业主管部门代行造林，林权归投资者所有。
第二十三条 禁止采伐海拔1000 m以上的公益林以及石漠化、紫色土、陡坡等生态脆弱地区的公益林。
第五章 监测与检查
第二十四条 市、县林业主管部门应建立公益林监测体系，掌握公益林建设管理现状及其动态变化。
第二十五条 公益林资源档案管理应做到图、表、卡及相关资料齐全，并及时更新相关数据、资料。
第二十六条 市、县林业主管部门必须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公益林的保护管理情况进行年度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公益林（地）的变化情况、责任制落实情况、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到位情况、实施效果评价等。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七条 组织、实施公益林保护与管理的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依法追究单位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核减或停止发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一）年度检查验收不合格的；
（二）挪用、挤占、截留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
（三）对森林火灾、病虫害防治不力、对盗伐滥砍等行为打击不力以及经营管理不善等人为因素造成公益林资源减少、质量下降的。
（四）在公益林区域内出现其他严重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的。
第二十八条 擅自移动、损坏和盗窃公益林保护标志的，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第二十九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致使公益林受到严重破坏的，应追究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市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怀化市商品林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商品林的发展，规范商品林的经营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和《湖南省林业条例》等有关规定和精神，结合我市林业发展的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商品林主要指用材林和薪炭林，是以木材生产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用材林包括三个亚林种，即一般用材林、速生丰产林和短轮伐期工业原料林。其中农村居民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商品林管理，包括商品林林地和林木的管理。
第三条 商品林经营坚持谁造谁有、合造共有、市场配置、规范流转、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 凡在本市境内从事商品林营造、经营、采伐销售或办理相关业务的单位、个人均需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商品林的营造
第五条 商品林的营造应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良种壮苗、科学栽植、速生丰产的原则规划和实施，提高林木的经营质量和效益。
第六条 凡营造45亩以上的商品林应按要求进行造林规划设计。
第七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做好商品林的发展规划、年度安排、技术指导、种苗供应等服务。
第八条 木材经营、加工企业应根据其发展规划和耗材规模，营造一定数量的商品林。没有能力营造商品林的，每消耗1立方米木材缴纳20元造林资金，由林业部门代行造林。新办木材加工企业，必须提前按加工能力（每5立方米营造1亩）营造商品林或现存同等数量的商品林方可办理木材加工许可证。凡缴纳了造林押金的，不得重复缴纳造林资金。
第九条 各级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要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商品林营造和开发，鼓励公民参与商品林基地的建设。凡干部、职工投资开发商品林基地的，不作经商对待。市外业主投资商品林基地建设的，享受招商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
第十条 对未纳入国家投资建设的商品林，各级政府要实行奖励政策，凡业主营造500亩以下的商品林基地，三年验收合格后，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给予奖励；营造500亩以上的，三年验收合格后，由市人民政府给予奖励。各级政府要定期组织商品林开发造林功臣评选活动，对商品林营造有功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章 商品林的经营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要鼓励商品林的规模开发和经营，鼓励、支持营造短轮伐期工业原料林、速生丰产林。对造林质量好，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林造林单位和贷款造林，给予部分财政贴息。
第十二条 商品林经营者可依法以林权抵押申请银行贷款，有关金融机构对用于营造商品林的贷款，应予以支持。除国家政策性投资营造的商品林外，其它渠道投资新营造的商品林，其育林基金实行即征即返，全部用于经营者营造商品林基地。
第十三条 县（市、区）政府应设立林业风险准备金，成立林业担保公司，引导和支持林农通过担保开展林业资产抵押贷款。保险部门要支持和鼓励林农开展森林保险业务，提高林农抵御森林经营风险能力。各级政府应支持林区基础设施等公益性建设。
第十四条 商品林管护由权利人自行负责，也可由村级林业理事会建立护林队伍或实行联户护林，各级政府根据实际需要给予必要的扶持。乡、镇政府要支持制订林业村规民约，提高林农的自律意识和自我管理水平。
第十五条 鼓励商品林经营者按照自愿互利原则，采取联合、兼并、股份制等形式组建跨区域的联合体，实行规模经营。
第十六条 以林地入股实行联合造林的，林地所占股份由双方当事人自主约定，林木采伐时，按股分红。
第十七条 商品林遭受森林火灾、冰雪灾害、森林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商品林权利人要采取积极的扑救、防治等措施。
第十八条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按近期完成的森林资源二类调查资料和林权换发证资料以及必要的补充调查资料，建立商品林档案资料，作为指导经营单位和农户开展林业生产或林木采伐的基础资料。
第十九条 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或具有一定规模的其他商品林经营单位（5000亩以上）、个人（2000亩以上），要根据各自的发展规划和生产规模，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合理确定年采伐量，做到科学经营、青山常在。
第四章 商品林的流转
第二十条 商品林流转是指不改变林地用途，将商品林的森林、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依法由一方转移给另一方的行为。流转可采取转让、转包、租赁、作价入股等方式进行。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各类主体参与商品林流转，依照国家规定享受有关税、费优惠政策，依法取得的收益权归权益人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截留、挪用和平调。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商品林的流转管理。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配合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相关协调、管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 集体经济组织的商品林流转，按照下列规定审批：（一）面积4500亩以下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二）面积4500亩以上、7500亩以下的，由市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三）面积7500亩以上的，由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 商品林林地流转时，转让方和受让方对林地流转到期的造林更新主体应在合同中约定，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林业部门不得办理流转手续。商品林林地流转时，对建设工程需要依法征、占用林地的各种补偿、安置费用应在合同中予以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征、占用林地的政策予以补偿。
第二十五条 市、县（市、区）要建立林权登记（变更）、林地林木流转、资产评估、政策咨询和信息发布于一体的林地林木要素市场，搭建流转平台，提供林地林木流转服务。凡进入林业要素市场进行资产评估、产权交易、符合采伐条件的，林业部门应在技术服务、林木采伐计划等方面优先安排。
第二十六条 流转期限。（一）国有、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商品林的流转期限，不得超过30年。（二）家庭承包经营的商品林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限的剩余期限。（三）商品林的再次流转，不得超过上一次流转合同约定的剩余年限。（四）同一商品林再次流转的间隔期限，不得少于2年。
第二十七条 因商品林的林地流转造成完全失地的，引导农户参加养老保险。
第二十八条 以租赁方式流转林地使用权的收益，前5年可一次性支付，以后应当分年度支付，并参照政府公布的物价上涨指数逐年提高流转收益。
第二十九条 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商品林流转及收益分配，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条 国有、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商品林流转，应在森林资源交易场所公开发布流转信息，并采取公开拍卖、招标的方式进行，不具备公开拍卖、招标条件的，可以采取竞争性谈判、协商等方式进行。
第三十一条 国有、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商品林流转，需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评估结果有效期为1年。
第三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品林不得流转：
（一）未取得林权证书的；
（二）权属不明确或有争议的；
（三）按规定未进行资产评估的；
（四）法律、法规禁止流转的。
第三十三条 商品林流转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持流转合同及相关资料向所在地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手续。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林权变更前，应对合同的真实、合法、有效性进行认真审查。对审查合格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结。经审查不合格，决定不予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应书面告知当事人理由。
第五章 商品林的采伐
第三十四条 要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编制森林采伐限额。国有商品林按有关规定编制。非公有制商品林单位经营规模达到1000亩以上、个人经营规模达到500亩以上的，且5年之内有林木采伐的，可以单独编制森林采伐限额。森林采伐限额经审核批准后，应作为林木采伐计划安排的依据。
第三十五条 采伐商品林木应采用合理的采伐方式，防止水土流失。禁止采伐石山裸露地和江河两岸、水库周围的险坡地以及容易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地的林木。坡度在25—35度的商品林，连片皆伐的面积一次不得超过5公顷，超过35度的商品林地块，严禁实施皆伐作业。
第三十六条 采伐商品林必须依法按规定申请领取《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按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不得无证和超批准范围进行采伐。
第三十七条 商品林进行皆伐作业的，在申领林木采伐许可证时要提交造林更新承诺书，并按有关规定和标准，缴纳造林更新押金。采伐地块造林更新完成后，经县级林业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应及时、全额返还造林押金，不得截留和挪作他用。商品林流转时，双方当事人对造林更新押金的缴纳有约定的，由约定的一方缴纳；没有约定的，由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单位、个人缴纳。没有缴纳造林更新押金的，不得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商品林权利人申请采伐林木应该提供以下材料：
（一）采伐申请报告或采伐林木申请卡；
（二）林木权属证明；
（三）按规定应该提交的伐区作业设计材料；
（四）皆伐地块需提供更新造林押金单据和造林更新承诺书；
（五）属流转林权的应提交流转协议或合同。
第三十九条 林业主管部门受理商品林采伐申请后，应对申请人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认真审查。除特殊情况外，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采伐许可证。
第四十条 商品材采伐限额和木材生产计划实行五年总控制。全市根据省下达的商品材采伐限额，按照编限基数和森林资源增长情况，核定五年总量控制数额下达到县（市、区），实行总量控制。各县（市、区）在确保不突破五年总量控制限额的前提下，视市场供需情况，科学合理的调整、安排和控制五年内各年度的商品材采伐量。各县（市、区）的年度采伐计划报市林业主管部门核准后实施。
第四十一条 乡镇林业站要根据林权所有者的可伐资源和生产、生活需要，于前一年的年底前，组织林业经营者搞好年度采伐计划的申报汇总。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根据乡、村申报的采伐计划和年度采伐限额，经审定后下达计划到乡、村以及有关编限单位，并张榜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安排采伐计划，要优先考虑疏残林改造、荒山造林和规模经营的采伐计划。
第四十二条 凡集体、单位或个人进行抚育间伐、低产林改造和主伐中的皆伐，面积在6亩以上的，都应进行伐区作业设计。国营商品林伐区作业设计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在商品林采伐获批前，乡镇林业站应根据各村木材生产计划的下达数量、林农可伐资源现状和申请采伐数量综合考虑平衡后，对年度拟采伐的商品林地块或户主，在乡镇林业站张榜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十四条 木材生产计划配置到地块后，林木通过合法流转的，木材生产计划可一并转让给受让方，并由转让方协助受让方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四十五条 伐区作业设计面积误差应控制在±5.0%以内，蓄积（含木材）误差（也含采伐误差）应控制在±10.0%以内。在允许误差范围内，按程序办理木材运输证。凡在允许误差范围内超出采伐数量的木材，应列抵当年的木材生产计划，当年不够或无法列抵的，要列抵下一年的木材生产计划。
第四十六条 商品林权利人申领林木采伐许可证后，因特殊情况未能实施采伐或采伐证上的采伐期限已到期，尚未采伐完毕的，应在有效期内，持原证和延期申请报告到原发证机关申请延期采伐。林木采伐许可证不得跨年度使用。
第四十七条 凡采伐胸径5.0cm以上的商品林林木，均应纳入采伐限额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商品林实施抚育间伐的，采伐胸径10cm以下的林木，只占采伐限额，不纳入木材生产计划管理。
第四十八条 商品林实施皆伐作业后，应在翌年春季前完成更新造林。未能完成更新造林的，林业主管部门不得安排其下一年度的采伐计划，其缴纳的造林押金不予退还，由林业主管部门代行造林。
第四十九条 乡镇林业站要根据上级下达的年度木材计划预留10%作为所辖乡镇超计划采伐的销售办证计划，并建立相应台帐。
第五十条 一般用材林主伐年龄：杉木16年，马尾松20年。对达不到主伐年限，但林木平均胸径达到14厘米或者亩平蓄积达到8立方米的工业原料林可实施主伐。定向培育短轮伐期的工业原料林和速生丰产林，可根据林木的成熟程度，由经营主体自主确定采伐年龄。
鼓励林权权利人培育大径级人工用材林，具体扶持政策另行制定。
第五十一条 林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采伐管理，明确伐区监管人员，按照采伐许可证和伐区设计资料的规定，及时进行伐区拨交、伐中监督和伐后验收，并建好林木采伐管理台账。未进行伐区验收签字的，不得办理木材运输手续。
第六章 商品林木材的加工销售
第五十二条 商品林采伐销售的，要纳入年度木材生产计划管理。商品林采伐自用的，只纳入采伐限额管理，不纳入年度木材生产计划。
第五十三条 当年凭证采伐的木材，因特殊原因没有销售的，第二年凭前一年的合法林木采伐许可证和资源林政人员的核实意见办理木材运输手续。
第五十四条 市内木竹经营加工单位、个人跨县（市、区）经营、加工木竹的，须到木竹经营加工所在地的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登记手续。
第五十五条 禁止无证经营、加工木材，禁止经营、加工无采伐许可证和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
第五十六条 集体、联营经济组织和个人在其经营的商品林基地合法采伐的木材，可以直接销往市内外。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五十七条 实行工业原料林、速生丰产林年度造林目标考核制，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未完成目标考核任务的，应给予通报批评和黄牌警告，并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八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致使商品林受到严重破坏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凡收取的造林资金、造林押金，必须专户储存，专款专用。违反规定挪用资金的，要根据其情节，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六十条 凡盗伐、滥伐森林、林木的，要依法严厉查处。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周建
一、契约自由原则的含义
契约自由作为近代私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是私法自治（意思自治）的必然结果，又是其核心部分，正如我国台湾民法学者陈自强指出的：“契约自由原则，虽然不是私法自治原则的全部，但却是最重要的内涵。”[1]按照意思自治的理论，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2]这一原则在私法领域普遍适用，体现在契约法上就是契约自由原则。按通常的理解，契约即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依此，债权契约、物权契约、身份契约乃至行政法上的行政契约，均属契约之列，契约非民法所独有。然纵观各国民法之规定来看，契约均归属于债权部分，或者将契约法单独立法以规范债之发生（如我国《合同法》之单独立法，合同与契约只是对英文词contract的不同译文，含义相同）。“因此之故，学说上称债权契约为狭义契约，任何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的合意，称为广义契约。契约原则与契约自由原则的所谓契约，毫无疑问，都是债权契约。”[3]亦即我们理解的债的发生原因之一的合同。
关于契约自由的含义，依笔者所览之范围，有的将其概括为“定约自由”和“成约自由”两个方面，[4]有的从契约本质出发，将契约自由归结为缔约不受强制，约定应当遵守，违约应负责任三个方面，[5]有的将其区别为是否缔约、与谁缔约、决定契约内容、选择契约形式四方面自由，[6]有的学者概括为六方面自由，即在四方面自由上再加了两个自由：变更自由、结束自由。本文以为最后一种概括最能全面阐述契约自由原则：
1、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这是最大的自由选择权，即任何人均能自由决定是否要成立一定的契约，不受缔约或不缔约的强制。这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选择缔约相对人的自由。通常的理解为当事人有权决定与谁缔约的自由，完备的解释是：当事人有权决定与谁缔约和不与谁缔约的自由。这种权利的行使，得由客观的条件辅助，即客观上存在多个可选择的缔约相对人，否则这种自由将无法真正存在。
3、契约形式的选择自由。缔约当事人对契约的形式可以协商一致决定，法律不得强制当事人采用固定的契约形式。由此推之，法律上要实现这一目的，得规定两方面的内容：契约以不要式为原则，当事人自由约定的契约形式受法律保护。原因在于，既然契约的成立以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为核心，契约自合意达成即成立，故强加形式于契约之上就是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各国对契约形式上的限制，本无契约法上的原因，而多出自诉讼法上的考虑。
4、决定契约内容的自由。“契约内容自由，为契约自由的灵魂”[7]，即使契约有严重的不公平，如果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就具有强制力。当事人首先可以自由决定所缔结契约的类型，同时还可以创设法律上没有规定的契约类型，其次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适用法律上的任意规范，任意规范意在补足当事人意思表示之欠缺，但其无强制变更当事人意思表示之功能，故当事人得约定排除适用。
5、变更自由。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当事人可以合意的方式就契约的给付方式、标的物、价金、债之关系的转移等事项进行调整，此乃契约自由原则的当然内涵。因为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契约目的、市场环境、社会政治等情势都有可能改变，因时而修正契约使之适合新的情势乃契约自由的必然要求。
6、终结契约的自由。契约的终结往往是因债的履行，对于即时清洁的契约，无所谓终结的自由。此处所说的终结契约的自由，是指在契约关系存续中，当事人可以合意解除或终止契约的自由。如租期未届满的租赁契约，双方当事人可合意提前终止租赁契约，因为随着情势的改变，契约的继续履行不再给当事人带来利益，甚至给当事人带来不利益，故当事人享有终结契约的自由能使当事人的目的更可能得以实现。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
一般认为，契约自由的思想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查士丁尼《民法大全》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中已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法学阶梯》中的自然法思想及其倡导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自然法规则，也成了契约自由的出发点。但应当看到，古代私法中主体的不自由性是显而易见的，宗法统治、人身依附的身份观念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自然经济排斥了生产活动的社会化，契约以及契约自由并未成为社会的强烈需要，所以罗马法也并未形成真正的契约自由原则。
一般学者认为，古典契约理论是在18、19世纪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契约理论。正是在这个时候才具备了契约自由原则所需要的经济、政治和理论基础。
（一）契约自由原则形成的经济基础
契约自由原则存在一个假定的基础——完备的自由市场，在资本主义以前，完备的自由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的15世纪到18世纪，也不存在这样一个市场，那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很脆弱，经济只有借助国家行政权力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的发展，这种要求的体现是经济学上的重商主义以及以此为据的经济管制政策，故而无从谈起契约自由。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成长壮大，单纯地依靠经济关系上的无声强制，就足以保证榨取剩余价值的实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资本的触须伸向了更广阔的空间，要求摆脱束缚和发展，要求充分实现自由竞争。[8]而长期发展而目臻成熟的自由市场已经能较好地适应资本自由发展的要求：1、经济主体的自由性和平等性得以实现。18、19世纪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鼎盛时期，从经济学的角度，自由竞争的主体具有平等性和自由性，竞争的双方不受他方控制，意志完全是自由的，由此，契约自由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与此相适应，契约法没有具体琐细的规定，也不借助社会政策来限制个人的自治和市场的自由。2、大量的缔约当事人可供选择。资本主义经过长期发展，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各种经济主体大量涌现，社会分工的细化、新的行业不断产生、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空间，人们根据市场规则选择最合适的缔约相对人实现利益最大化才得以实现，契约自由才可能实现。
（二）契约自由原则的政治、法律基础
契约自由虽然属于私法领域，但它从根本上离不开政治自由的实现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契约自由无非是政治自由在私法中的体现，是政治自由权的变种。考察一下“交换自由”的发展史，它和政治的发展是一致的，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奴隶与奴隶之间、平民之间、奴隶主之间、封建主之间可能存在平等自由的交换关系，但它不具有普遍性，社会两大对立的阵营不可能平等，就连形式上的平等也不可能。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当初号召人民起来斗争的“天赋人权”理论溶于《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以及各国宪法之中，融入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一切人生而平等，人们对财产、自由和自下而上有着不可否认的自然权利，政府的正当职责是承认和保护这些权利以及保证人们相互之间的平等。[9]只有在这种制度下，契约自由才能实现。同时，法律观念以及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保障自由、公平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为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交易的公正提供了保障，为主体追求经济利益提供了合理的预期。当然，这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得以实现密不可分，但正是这样一种符合自由竞争时代的法律制度，保障了自由，促进了契约自由的形成和发展。
（三）契约自由原则形成的理论基础
按照资产阶级法学家的观念，契约自由原则在法律上的确认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
第一，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根据理性哲学，人生而平等自由，追求幸福和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这种意志自由是个人行为的基础，个人必须在自己自由的选择下，按照自己的意志才能承担义务、接受约束。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对这种自由的限制则是愈少愈好。正是在这种自由意志的理论基础上，契约乃是自由意志的产物。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成为近代契约法的首要原则。
第二，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在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自然法的社会政治理论发展的黄金时代是17、18世纪，而这也是社会契约论盛行的年代，此时它常常和社会契约理论结合在一起，社会契约理论提供框架和程序性解释，自然法提供实质性的精神。在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然法之间形成了一种兴衰与共的关系。如自然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格老秀斯认为，遵守契约也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因为除了订立契约的方法，人们不可能用其他的方式来通过相互限制而建立一种社会关系。在18世纪末，当社会契约理论在古典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长期努力下，在欧洲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政治学说。它是与契约自由并列的理论，只不过它是针对公共权力而言，而契约自由是针对个人的权利而言，是市民社会中的规则。进一步看，社会契约理论为意思自治（契约自由）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论据。这表现为，如果说人的意志具有足够的力量创造一个社会及法律上的一般义务的话，那么人的意志毫无疑问地能够创设约束当事人特别的权利义务。
第三，经济学领域中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是契约自由观念的思想渊源。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猛烈抨击了重商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倡彻底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废除限制。[10]他认为每一个经济主体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时都被一只无形的手引导着去促进并非属于他原来意图的目的。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政府对人类事务的干预具有百害而无一利。每个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自由竞争，既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也可以使个人利益得到满足，国家的任务主要在于保护自由竞争，而非干预自由竞争。正如我国台湾学者苏明诗所指出的：“各个人不分强弱、贤愚，均得以自己之意思活动，而社会之利益，亦当与其构成员之个人利益相一致，故自由竞争，应为社会之最好指导原理。”[11]因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根据。
三、契约自由原则发展中的困惑
契约自由原则，依现代学者之眼光，其在形成之初带有诸多理想化的东西，这为其在发展之中遇到重重困难埋下了伏笔。这些思想化的东西包括了一系列假设：假设人是理性的、抽象平等的；假设市场环境中没有不利的第三方效应、充分的信息、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以及零交易成本。这些假设在今天纷纷受到了质疑：
（一）主体绝对理性和抽象平等的非现实性
我国民法学家梁慧星曾这样评价契约自由原则：“按照契约自由的原则，自由订立的契约就等于是法律，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契约的约定履行，即所谓契约必须严守，正是体现了这种形式正义。法官裁判契约案件也必须按照契约约定的条款进行，至于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订立契约时是否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对方的急需或缺乏经验，或者履行契约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更等，均不应考虑在内。”[12]显然，这种逻辑在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生存的土壤。这种矛盾的出现，正是契约自由原则关于“人是一种抽象存在，舍却了其固有的经济上的、政治上的、知识结构上的区别。”的抽象平等和每个主体都是追求自身权益最大化的绝对理性的必然结果。实际上，即使在古典契约理论建立之初主体间的不平等就是存在的。因为古典契约法很少注意到缔约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契约自由意味着可以自由地选择与之订立合同的人，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协议按其所希望的条款订立合同，这种含义即使在19世纪，也仅仅在某种狭义上来说是正确的。它只是在假定所有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在讨价还价的力量上是平等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而这种平等正是古典契约法所大量采用的一种假定。不可否认，在古典契约理论的创立之初，正是自由竞争时代，经济活动的主体主要为个人，其相互间的差距并不像今天这样巨大。所以这种带有偏差的假设能为人所接受。但随着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垄断时代的出现，经济活动的主体由个体发展为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形成了普通消费者与财力雄厚的公司企业的对抗，双方平等的机会只具有形式意义，所谓的契约自由受到真正的威胁。
（二）完备市场的假设被否定
在契约自由理论形成之初是有一个完备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的假设，即：1、契约不得涉及当事人外的任何第三人，也就是说基于契约的相对性，契约不会对第三人构成损害；2、充分的信息，市场主体只有了解其选择的性质和结果的全部信息，才能使其自由的契约行为符合目的性具有必要的基础；3、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这无疑是契约当事人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客观要求，否则交易双方无法充分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
无疑，这些假设在自由竞争时期是比较符合客观条件的，所以自然能被人们所接受，这些假设与“契约即正义”这样一个命题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假定的前提，契约即正义这个命题是不会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契约自由的原则也无从建立。然而，这些假定的条件，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换的进一步加强，其基础已经发生动摇了。
首先，关于契约不涉及第三人的假定，虽然今天大量的法学教材、著作中都在讲述契约相对性的理论，但是绝对的相对性已然不复存在，涉及第三人利益的契约比比皆是，不论这个“第三人”是抽象的如社会、公共利益、国家还是具体的个人、企业、组织，契约当事人因此不得我行我素，法律的干预却显得理所当然。今天，“契约对第三人效力”的命题已被学者们广为研究。
其次，关于充分信息的假定，在自由竞争时期，简单的生产与交换、不发达的技术、单一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市场使得充分掌握信息成为可能，但是今天的市场信息量之大、信息关系之复杂远不是当初的学者所能想像，人们因信息的失真而意思表达错误已是平常之事。
第三，关于众多可选择的契约伙伴的假定，现实的和潜在的交易伙伴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竞争市场上是存在的，但随着自由竞争的加剧，为避免两败俱伤而出现了垄断，不仅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人为的垄断之外，还出现了自然垄断和国家为了国计民生而制造的强制垄断。垄断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这一假定条件最主要的否定，在垄断面前，你所谓的选择自由已荡然无存了。
不仅在理论上契约自由遇到了麻烦，在现实中，“契约正义”思想已经在立法和司法中发挥作用。立法上，集中体现在劳动法领域中对劳动者订立劳动契约的单向保护和消费者立法中对消费者这一弱者的诸多的保护以及对提供消费或服务的企业的诸多限制之上；在司法上，诚实信用原则、情事变更原则、客观解释契约原则被广泛地运用于审判实践。契约仿佛真的已走向死亡？
四、契约自由原则并未衰落
由于契约自由必然面对种种困惑，许多学者纷纷表示：“契约自由已经衰落”，契约已经死亡，由契约向身份的转变已然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尽管在具体形态上的确有所增多，但在原则上却没有太大变化。比如，作为对“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的约束，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制度长期以来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对于当事人的契约行为要符合诚信、不得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的限制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有关对契约内容进行规制的“不违反公序良俗和不损害国家、社会及第三人利益”的原则始终如一，只是将其运用到具体条件所产生的具体的限制类型有所变化，况且其运用范围也极为有限。
其次，契约自由的真实的、核心的理念并非是“完全不要限制”，而是要“尽量减少干预”，这里的“尽量”是有条件的，即限制是正当的，限制的量要与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合适的干预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实意义的恢复和匡正。”[13]因为没有任何干预的契约，实际上已不自由了。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并不足以证明契约自由正在走向衰落，对契约自由限制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契约自由的否定，因为理想的市场经济下的自由，本身就应该是法治下的自由，这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必然结论，完备的市场经济要求尽可能运用竞争机制协调人类的各种努力，而不主张放任自流，甚至为了保证竞争的有益进行往往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契约只是排斥国家在法律框架之外的肆意干预，并不排斥以法律手段对契约进行一般的规制。如果我们作出“契约依法成立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的理解，那么契约自由似乎从未动摇过。
换一个思考的视角，从哲学上看，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契约自由亦如此，当自由所扩展的范围越大，它所触及到的边界——限制就越多，相反，当限制越多的时候，我们所享有的自由越大。试想在马车都还属于奢侈品的时候，交通规则不可能出现，人们似乎很自由，但人们的出行自由却远比不上有交通规则的今天。
事实上，契约并未衰落，正如市场经济未衰落一样，只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边界，也正是契约自由与不自由的边界。只要市场经济没有蜕变，契约仍将是而且应当是自由的。应当坚信，在现代契约法中，“契约自由仍然是一个最基础的出发点。”[14]
[1]、[3]、[7]陈自强《民法讲义Ⅰ 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121页；
[2]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4]、[14]彭亚?《解析“契约自由”》，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二辑，第378、389页；
[5]孙学致《契约自由本质论》、马新彦《民法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2002年版23—41页；
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怀化市公益林管理暂行办法》和《怀化市商品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怀化市公益林管理暂行办法》和《怀化市商品林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怀化市公益林管理暂行办法》和《怀化市商品林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二○○八年七月八日
怀化市公益林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公益林的建设、保护和管理，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林业局财政部重点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林业发展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益林是指生态区位极为重要，或生态功能极为脆弱，对国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森林资源，包括国家重点公益林、省级公益林、地方公益林。
第三条 地方公益林分为市级和县级公益林。市级公益林是指由市本级直接经营管理的森林公园、国有林场内的公益林；县级公益林是指除国家、省、市划定的公益林以外的，包括沅水一级支流、国省道和城镇周边、小Ⅱ型以上水库周围第一层山脊以内的森林资源，以及县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母树林、采种基地、风景观赏林、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森林资源。
第四条 在我市行政区划内从事与公益林有关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五条 公益林管理坚持统一规划、分级管理、责权一致、科学经营、严格管护的方针。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益林的建设、保护和管理，严格实行工作目标考核责任制。
第七条 地方公益林按国家和省级公益林补偿标准进行生态效益补偿，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按事权划分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二章 区划管理
第八条 地方公益林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按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组织区划界定，由同级政府与公益林的林地林木权利人签订界定书，并按事权划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九条 公益林必须落实到地籍小班，实行小班经营管理，公益林划定后原有权属不变，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 经批准公布的公益林不得擅自调整，因特殊情况确需调整或改变性质和用途的，必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三章 保护与管理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逐级签订公益林保护管理责任书，层层落实责任。村经济组织和有关单位应根据公益林的分布特点、保护等级和管护难易程度等因素，按一定面积划定管护责任区，配备专（兼）职护林员，签订管护合同。
第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在公益林区域周边的山口、路口、河流交叉口等处设立永久性标志牌，公示公益林区域、面积、等级、禁止性规定等。
第十三条 禁止在公益林区域内进行活立木挖掘、开垦、采石、挖沙、狩猎、取土等损坏公益林的活动。
第十四条 严格控制征占用公益林林地，确因工程建设需要征占用的，应进行可行性论证，并作环境影响评价；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的，不得列入征占用计划。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贯彻“预防为主，积极扑救”的方针，加强公益林的森林防火宣传工作，开设防火林道或营造生物防火林带，组建专业扑火队伍，建立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体系。
第十六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必须加强森林病虫害检疫和防治工作，定期对病虫害发生和发展情况进行预测预报，控制病虫害发生和蔓延。
第十七条 森林公安机关应加强公益林的安全防范，严厉打击乱砍滥伐、乱征滥占、乱捕滥猎和毁林开垦等破坏公益林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十八条 禁止在公益林范围内设立木材加工经营点。原已设立的，应责令其限期撤除。
第四章 经营与利用
第十九条 鼓励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采取认种、认养、认护等方式参与公益林的建设和保护，认种、认养、认护单位或个人应与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签订协议书。公益林管护权可以承包或转让。
第二十条 在未实行全封或定期封禁的公益林区内可开展森林旅游等不破坏公益林的经营活动。
第二十一条 对林分过密、衰老、生态保护功能衰退的公益林可以进行更新、抚育或卫生性质的采伐；成熟的针叶纯林可采取带状、小面积块状等结构性调整皆伐，采伐计划列入采伐限额管理。采伐强度不得超过15%（不含楠竹），且伐后郁闭度不得低于0.6。未进行采伐作业设计的，不得批准采伐。
第二十二条 经批准进行的公益林更新采伐，必须与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签订更新造林合同，并缴纳造林押金，于第二年春季前完成更新造林。未及时完成更新造林的，林业主管部门不得安排其下一个年度的采伐计划，其缴纳的造林押金不予退还，由林业主管部门代行造林，林权归投资者所有。
第二十三条 禁止采伐海拔1000 m以上的公益林以及石漠化、紫色土、陡坡等生态脆弱地区的公益林。
第五章 监测与检查
第二十四条 市、县林业主管部门应建立公益林监测体系，掌握公益林建设管理现状及其动态变化。
第二十五条 公益林资源档案管理应做到图、表、卡及相关资料齐全，并及时更新相关数据、资料。
第二十六条 市、县林业主管部门必须定期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公益林的保护管理情况进行年度检查。检查内容包括公益林（地）的变化情况、责任制落实情况、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到位情况、实施效果评价等。
第六章 责任追究
第二十七条 组织、实施公益林保护与管理的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依法追究单位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核减或停止发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
（一）年度检查验收不合格的；
（二）挪用、挤占、截留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
（三）对森林火灾、病虫害防治不力、对盗伐滥砍等行为打击不力以及经营管理不善等人为因素造成公益林资源减少、质量下降的。
（四）在公益林区域内出现其他严重破坏森林资源行为的。
第二十八条 擅自移动、损坏和盗窃公益林保护标志的，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并赔偿损失。
第二十九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致使公益林受到严重破坏的，应追究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市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怀化市商品林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商品林的发展，规范商品林的经营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发〔2003〕9号）和《湖南省林业条例》等有关规定和精神，结合我市林业发展的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商品林主要指用材林和薪炭林，是以木材生产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用材林包括三个亚林种，即一般用材林、速生丰产林和短轮伐期工业原料林。其中农村居民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除外。商品林管理，包括商品林林地和林木的管理。
第三条 商品林经营坚持谁造谁有、合造共有、市场配置、规范流转、持续发展的原则。
第四条 凡在本市境内从事商品林营造、经营、采伐销售或办理相关业务的单位、个人均需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商品林的营造
第五条 商品林的营造应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良种壮苗、科学栽植、速生丰产的原则规划和实施，提高林木的经营质量和效益。
第六条 凡营造45亩以上的商品林应按要求进行造林规划设计。
第七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做好商品林的发展规划、年度安排、技术指导、种苗供应等服务。
第八条 木材经营、加工企业应根据其发展规划和耗材规模，营造一定数量的商品林。没有能力营造商品林的，每消耗1立方米木材缴纳20元造林资金，由林业部门代行造林。新办木材加工企业，必须提前按加工能力（每5立方米营造1亩）营造商品林或现存同等数量的商品林方可办理木材加工许可证。凡缴纳了造林押金的，不得重复缴纳造林资金。
第九条 各级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要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商品林营造和开发，鼓励公民参与商品林基地的建设。凡干部、职工投资开发商品林基地的，不作经商对待。市外业主投资商品林基地建设的，享受招商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
第十条 对未纳入国家投资建设的商品林，各级政府要实行奖励政策，凡业主营造500亩以下的商品林基地，三年验收合格后，由县（市、区）人民政府给予奖励；营造500亩以上的，三年验收合格后，由市人民政府给予奖励。各级政府要定期组织商品林开发造林功臣评选活动，对商品林营造有功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章 商品林的经营
第十一条 各级政府要鼓励商品林的规模开发和经营，鼓励、支持营造短轮伐期工业原料林、速生丰产林。对造林质量好，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林造林单位和贷款造林，给予部分财政贴息。
第十二条 商品林经营者可依法以林权抵押申请银行贷款，有关金融机构对用于营造商品林的贷款，应予以支持。除国家政策性投资营造的商品林外，其它渠道投资新营造的商品林，其育林基金实行即征即返，全部用于经营者营造商品林基地。
第十三条 县（市、区）政府应设立林业风险准备金，成立林业担保公司，引导和支持林农通过担保开展林业资产抵押贷款。保险部门要支持和鼓励林农开展森林保险业务，提高林农抵御森林经营风险能力。各级政府应支持林区基础设施等公益性建设。
第十四条 商品林管护由权利人自行负责，也可由村级林业理事会建立护林队伍或实行联户护林，各级政府根据实际需要给予必要的扶持。乡、镇政府要支持制订林业村规民约，提高林农的自律意识和自我管理水平。
第十五条 鼓励商品林经营者按照自愿互利原则，采取联合、兼并、股份制等形式组建跨区域的联合体，实行规模经营。
第十六条 以林地入股实行联合造林的，林地所占股份由双方当事人自主约定，林木采伐时，按股分红。
第十七条 商品林遭受森林火灾、冰雪灾害、森林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商品林权利人要采取积极的扑救、防治等措施。
第十八条 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按近期完成的森林资源二类调查资料和林权换发证资料以及必要的补充调查资料，建立商品林档案资料，作为指导经营单位和农户开展林业生产或林木采伐的基础资料。
第十九条 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或具有一定规模的其他商品林经营单位（5000亩以上）、个人（2000亩以上），要根据各自的发展规划和生产规模，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合理确定年采伐量，做到科学经营、青山常在。
第四章 商品林的流转
第二十条 商品林流转是指不改变林地用途，将商品林的森林、林木所有权和林地使用权依法由一方转移给另一方的行为。流转可采取转让、转包、租赁、作价入股等方式进行。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各类主体参与商品林流转，依照国家规定享受有关税、费优惠政策，依法取得的收益权归权益人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截留、挪用和平调。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商品林的流转管理。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配合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相关协调、管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 集体经济组织的商品林流转，按照下列规定审批：（一）面积4500亩以下的，由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二）面积4500亩以上、7500亩以下的，由市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三）面积7500亩以上的，由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 商品林林地流转时，转让方和受让方对林地流转到期的造林更新主体应在合同中约定，在合同中没有约定的，林业部门不得办理流转手续。商品林林地流转时，对建设工程需要依法征、占用林地的各种补偿、安置费用应在合同中予以约定。没有约定的，按照征、占用林地的政策予以补偿。
第二十五条 市、县（市、区）要建立林权登记（变更）、林地林木流转、资产评估、政策咨询和信息发布于一体的林地林木要素市场，搭建流转平台，提供林地林木流转服务。凡进入林业要素市场进行资产评估、产权交易、符合采伐条件的，林业部门应在技术服务、林木采伐计划等方面优先安排。
第二十六条 流转期限。（一）国有、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商品林的流转期限，不得超过30年。（二）家庭承包经营的商品林流转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限的剩余期限。（三）商品林的再次流转，不得超过上一次流转合同约定的剩余年限。（四）同一商品林再次流转的间隔期限，不得少于2年。
第二十七条 因商品林的林地流转造成完全失地的，引导农户参加养老保险。
第二十八条 以租赁方式流转林地使用权的收益，前5年可一次性支付，以后应当分年度支付，并参照政府公布的物价上涨指数逐年提高流转收益。
第二十九条 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商品林流转及收益分配，应当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条 国有、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商品林流转，应在森林资源交易场所公开发布流转信息，并采取公开拍卖、招标的方式进行，不具备公开拍卖、招标条件的，可以采取竞争性谈判、协商等方式进行。
第三十一条 国有、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的商品林流转，需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资产评估。评估结果有效期为1年。
第三十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商品林不得流转：
（一）未取得林权证书的；
（二）权属不明确或有争议的；
（三）按规定未进行资产评估的；
（四）法律、法规禁止流转的。
第三十三条 商品林流转合同签订后，双方当事人持流转合同及相关资料向所在地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手续。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林权变更前，应对合同的真实、合法、有效性进行认真审查。对审查合格的，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结。经审查不合格，决定不予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手续的，应书面告知当事人理由。
第五章 商品林的采伐
第三十四条 要根据用材林的消耗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严格编制森林采伐限额。国有商品林按有关规定编制。非公有制商品林单位经营规模达到1000亩以上、个人经营规模达到500亩以上的，且5年之内有林木采伐的，可以单独编制森林采伐限额。森林采伐限额经审核批准后，应作为林木采伐计划安排的依据。
第三十五条 采伐商品林木应采用合理的采伐方式，防止水土流失。禁止采伐石山裸露地和江河两岸、水库周围的险坡地以及容易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地的林木。坡度在25—35度的商品林，连片皆伐的面积一次不得超过5公顷，超过35度的商品林地块，严禁实施皆伐作业。
第三十六条 采伐商品林必须依法按规定申请领取《林木采伐许可证》，并按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不得无证和超批准范围进行采伐。
第三十七条 商品林进行皆伐作业的，在申领林木采伐许可证时要提交造林更新承诺书，并按有关规定和标准，缴纳造林更新押金。采伐地块造林更新完成后，经县级林业主管部门验收合格的，应及时、全额返还造林押金，不得截留和挪作他用。商品林流转时，双方当事人对造林更新押金的缴纳有约定的，由约定的一方缴纳；没有约定的，由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单位、个人缴纳。没有缴纳造林更新押金的，不得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商品林权利人申请采伐林木应该提供以下材料：
（一）采伐申请报告或采伐林木申请卡；
（二）林木权属证明；
（三）按规定应该提交的伐区作业设计材料；
（四）皆伐地块需提供更新造林押金单据和造林更新承诺书；
（五）属流转林权的应提交流转协议或合同。
第三十九条 林业主管部门受理商品林采伐申请后，应对申请人提供的有关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认真审查。除特殊情况外，应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采伐许可证。
第四十条 商品材采伐限额和木材生产计划实行五年总控制。全市根据省下达的商品材采伐限额，按照编限基数和森林资源增长情况，核定五年总量控制数额下达到县（市、区），实行总量控制。各县（市、区）在确保不突破五年总量控制限额的前提下，视市场供需情况，科学合理的调整、安排和控制五年内各年度的商品材采伐量。各县（市、区）的年度采伐计划报市林业主管部门核准后实施。
第四十一条 乡镇林业站要根据林权所有者的可伐资源和生产、生活需要，于前一年的年底前，组织林业经营者搞好年度采伐计划的申报汇总。县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根据乡、村申报的采伐计划和年度采伐限额，经审定后下达计划到乡、村以及有关编限单位，并张榜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安排采伐计划，要优先考虑疏残林改造、荒山造林和规模经营的采伐计划。
第四十二条 凡集体、单位或个人进行抚育间伐、低产林改造和主伐中的皆伐，面积在6亩以上的，都应进行伐区作业设计。国营商品林伐区作业设计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三条 在商品林采伐获批前，乡镇林业站应根据各村木材生产计划的下达数量、林农可伐资源现状和申请采伐数量综合考虑平衡后，对年度拟采伐的商品林地块或户主，在乡镇林业站张榜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四十四条 木材生产计划配置到地块后，林木通过合法流转的，木材生产计划可一并转让给受让方，并由转让方协助受让方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
第四十五条 伐区作业设计面积误差应控制在±5.0%以内，蓄积（含木材）误差（也含采伐误差）应控制在±10.0%以内。在允许误差范围内，按程序办理木材运输证。凡在允许误差范围内超出采伐数量的木材，应列抵当年的木材生产计划，当年不够或无法列抵的，要列抵下一年的木材生产计划。
第四十六条 商品林权利人申领林木采伐许可证后，因特殊情况未能实施采伐或采伐证上的采伐期限已到期，尚未采伐完毕的，应在有效期内，持原证和延期申请报告到原发证机关申请延期采伐。林木采伐许可证不得跨年度使用。
第四十七条 凡采伐胸径5.0cm以上的商品林林木，均应纳入采伐限额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商品林实施抚育间伐的，采伐胸径10cm以下的林木，只占采伐限额，不纳入木材生产计划管理。
第四十八条 商品林实施皆伐作业后，应在翌年春季前完成更新造林。未能完成更新造林的，林业主管部门不得安排其下一年度的采伐计划，其缴纳的造林押金不予退还，由林业主管部门代行造林。
第四十九条 乡镇林业站要根据上级下达的年度木材计划预留10%作为所辖乡镇超计划采伐的销售办证计划，并建立相应台帐。
第五十条 一般用材林主伐年龄：杉木16年，马尾松20年。对达不到主伐年限，但林木平均胸径达到14厘米或者亩平蓄积达到8立方米的工业原料林可实施主伐。定向培育短轮伐期的工业原料林和速生丰产林，可根据林木的成熟程度，由经营主体自主确定采伐年龄。
鼓励林权权利人培育大径级人工用材林，具体扶持政策另行制定。
第五十一条 林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采伐管理，明确伐区监管人员，按照采伐许可证和伐区设计资料的规定，及时进行伐区拨交、伐中监督和伐后验收，并建好林木采伐管理台账。未进行伐区验收签字的，不得办理木材运输手续。
第六章 商品林木材的加工销售
第五十二条 商品林采伐销售的，要纳入年度木材生产计划管理。商品林采伐自用的，只纳入采伐限额管理，不纳入年度木材生产计划。
第五十三条 当年凭证采伐的木材，因特殊原因没有销售的，第二年凭前一年的合法林木采伐许可证和资源林政人员的核实意见办理木材运输手续。
第五十四条 市内木竹经营加工单位、个人跨县（市、区）经营、加工木竹的，须到木竹经营加工所在地的县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备案登记手续。
第五十五条 禁止无证经营、加工木材，禁止经营、加工无采伐许可证和其他合法来源证明的木材。
第五十六条 集体、联营经济组织和个人在其经营的商品林基地合法采伐的木材，可以直接销往市内外。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五十七条 实行工业原料林、速生丰产林年度造林目标考核制，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未完成目标考核任务的，应给予通报批评和黄牌警告，并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五十八条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致使商品林受到严重破坏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凡收取的造林资金、造林押金，必须专户储存，专款专用。违反规定挪用资金的，要根据其情节，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六十条 凡盗伐、滥伐森林、林木的，要依法严厉查处。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由市林业局负责解释。
第六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